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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何炳松的历史教育思想 朱 煜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他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多所抉发，而且在历史教育理论建设领域也同样贡献卓著。他的历史教育的许多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讨论，以抛砖引玉。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然而在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相当狭窄，如《春秋》以记载鲁国一地的政治史为主；古巴比伦和古代亚述最早的历史就是帝王本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只是描写早期英国君主生活的宫廷史。[1]20世纪初，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历史教科书，基本上也只是讲述朝代兴衰中的一些大事，而文化等只被当作附带的内容列入。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年商务版)，其中两晋历史就只叙述了贾后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之乱、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恒氏之乱。似乎两晋只有“乱”，这是很不全面的。这种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甚至等同于宫廷史的习俗，在本世纪20年代是比较普遍的。政治史果真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吗?何炳松不这样认为，他说：“人类的活动除政治、战争外当然还有美术、文学、科学、宗教、哲学同其他一般的文化。”[2]他提醒历史教师要“明白人类社会的内容，而且得一个选择材料同编辑历史的标准”。具体地，“应该注意五个方面：就是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实业的同社会的”[3]。何炳松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科学见解，与他的留美经历和20世纪西方史学的嬗变是有关系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开始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先是德国的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提出了历史不只是政治史，它应当包括更广泛的内容的观点。接着，法国年鉴学派积极倡导研究人类活动的总体史，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因素，注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并大大扩大了史料范围。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观更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新史学》集中反映了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打破狭隘的政治史研究的传统，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包括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曾经做过、想过、希望过或感觉过的事情，它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4]何炳松入美国大学就读的那一年，正是鲁氏《新史学》刚发表的时候。何炳松接受了鲁氏一派的观点，回国后致力于翻译、介绍该派的学说，可以说他的崭新的历史教育内容观是吸收了美国鲁滨逊“新史学”观点的。 何炳松是1925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他的历史教育内容观的，到90年代初我国编成新一代内容丰富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已过去了70多年。今天重温何炳松70多年前的论述，倍感他的历史教育内容观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今天当代西方史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指出：“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以当今美国史坛而论，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大到政府决策与咨询、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小到婚嫁、饮食、衣着、娱乐等琐细之事。[5]随着史学家视野的扩大，历史研究范围与内容的拓宽，必然会对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编撰内容产生深刻影响，这是勿庸置疑的。 何炳松还主张编写外国史教科书要摒弃“欧洲中心论”，恢复西部亚洲应有的地位，力求客观地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体现出他的科学的历史教育思想和改革精神。他在30年代亲自编著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1934年商务版)和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1937年商务版)，为我国开始设置外国历史课程以后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套中学外国史教材。他在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的“编辑大意”中写道：“旧式外国史总以欧洲一洲为中心……。本书很想用综合的眼光，把东西史学家向来轻视的西部亚洲史，给以相当的地位。”[6]当代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提出“全球历史观”，认为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对之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在形成了今天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7]在批判欧洲中心论问题上，何炳松和巴勒克拉夫简直不谋而合。这种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眼光”，在新近编成的我国历史教科书中已有所反映。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适当增加了亚洲史的内容，突出了中国特色和亚洲特色，从而赢得了普遍赞誉。 何炳松还比较关注乡土史、地方史教育。他主张“历史课程从家庭开始，再研究自己的学校，再研究学校所在的地方。先明白家中伦常的关系，再明白校中合群的生活，再去考察本地方的风土同人情。”明乎此，“学生自然而然的明白社会上的职业、衣食住的习惯同经济的状况。最后慢慢的使他们明白古今状况的异同”。[8] 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我认为要使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