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的著史思想【毕业论文】.docVIP

本科毕业论文 （20 届）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的著史思想 专业：汉语言文学 [摘 要] [关键词]是一种执政方式，这种执政方式的出现与厉王失去执政能力有关，是对厉王执政空缺的弥补，带有替补执政的性质，所以“共和”一词具有动词性质。“共”是二人或多人协同的意思，“和”字从禾从口，是调五谷以合众口的意思所以，如果把政事比作众人口味，把执政比作调和众人口味，那么“共和”就是两人或多人协作共事，一起调和大众口味，以达到满足天下大众要求的目的。《史记·周本纪》：“ 召公 、周公 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吴太伯是春秋时期周太王之子。《史记·泰伯世家》中，记载了春秋时吴国王室的起源及其世系：吴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 [2]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里，理想的社会就应该是你谦我让，礼义咸备的。他极力反对“以暴易暴”的王朝本位道路的。《伯夷列传》一传,开篇未写伯夷、叔齐,起笔就谈这历史发展的道路问题，“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让国禅位、以民为本,这在司马迁看来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所以司马迁对《尚书》记载的尧舜禅让,走人民本位的历史道路,表示了“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由衷的赞美。在司马迁看来,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正途。所以，才会有他在《自序》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 （二）对争权夺利的否定 需要提出的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所标明的相让毋争的社会理想，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对当朝社会争权夺利的批判。当然，对让国禅位的褒扬，势必饱含了对争权夺利的否定，在那个时代，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时西汉武帝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在武帝之前，汉朝的江山却远未稳固。且不说外患匈奴，即便是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无礼相争、倾轧残杀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最初的吕后，在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高帝十年(前197)，陈豨谋反，刘邦率兵亲往平定，吕雉留守长安，听说韩信阴谋诈赦诸官徒奴发兵策应陈稀，遂与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后处死，并夷三族。刘邦击陈豨，至邯郸，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不往，被刘邦废为庶人，徙居蜀地。吕后认为不可遗患，又指使人诬告彭越谋反，夷灭其宗族。她毒死赵王如意，砍断戚夫人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吴楚“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趁机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景帝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3] 二，追求名声的思想 《伯夷列传》在体现司马迁社会理想的同时，也夹带着个人的身世感慨。司马迁的一生，可以说是忍辱著述的一生。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对他的嘱托给他以巨大的著史述史激励，然而不幸的是，司马迁47岁的时候，因为李陵辩解，反被以“诬上”与“沮贰师”的罪名处以死刑，后经司马迁自己申请改为宫刑。辱受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无论是其肉体还是其精神乃至整个一生都是极其惨重的生命打击，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和耻辱。 （一）抒扬名之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说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按照自己的人格理想设计选择了史官作为终身的职业。他的选择是两个原因促成的。一个是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临终之前把毕生的事业和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希望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司马迁仍做一个太史以继承他所欲论著的宏大事业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附骥尾附骥尾附骥尾[4]他见解鲜明地指出，名声的流传除了需要自身的才华外，更多的是借助一些外在的因素。议题再次回到立名以及如何立名上来。古代中国的文明主要采取刻诸青史的方式传播，司马迁彰显君子之名、欲做青云之士这种“留名青史”的著史思想, 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思想, 更早已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