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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新思考 　　2013年，英语世界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或词汇，这就是“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一专业术语是由国际投行巴克莱资本公司于2013年6月底提出的，特指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巴克莱所提的“李克强经济学”只是一个初略的概念，它大致把握了李克强总理上任三个月的经济思路和经济政策取向，并非完整的经济政策体系。后来，“李克强经济学”这一概念又经过了国内外学者的进一步解读，并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李克强经济学”核心内容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也被解读为“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1）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2）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3）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014年5月，“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之中。当时，习近平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人们一般简称为“习近平新常态”（Xi Jinpings new normal）。 　　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再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8月4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及评论员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多角度阐释。 　　事实上，“习近平新常态”与“李克强经济学”在对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认定30年来中国GDP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低于8%，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将成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中。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一直保持年均10%以上的GDP增长，曾经是一种常态，那么，将来转入7%左右的GDP增长则是另一种“新常态”。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十分丰富，但抽象起来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放弃过去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集约化、内涵式、质量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追求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均衡。二是摒弃过去GDP挂帅的单一政绩考核理念，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利放在重要位置，10%以上的GDP高增长已成为历史，7%左右的GDP增长将成为新常态。 新常态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中国GDP增长了155倍，名义GDP年均增长15.5%。按名义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中国要想继续保持10%以上的GDP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很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GDP的一路狂奔、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 　　首先，重工业化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化工业的飞速发展（参见表1），其实质是“重工业化”。它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产能的无度扩张，直至重化工业产能的全面过剩，随之而来的便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枯竭、环境及生态遭到严重破坏。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粗钢产量是世界前25大产钢国的总和，为此，中国消耗了世界铁矿石的70%，其中，6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与此同时，中国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两国总和，低端汽车的大扩容、大普及，不仅造成城市交通拥堵，而且更是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元凶。1980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69万桶，2012年中国每天消耗原油1028万桶，其中60%的原油依赖进口。 　　其次，大城市化与房地产泡沫。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有效带动常规的城市化进程。由于重化工业主要在大城市扎堆，伴随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经济变得更加空虚和脆弱，城乡分割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然而，十年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极好地迎合了大城市的“地皮扩张”及城市居民的炒房囤房激情，十年间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变成了“特大城市”，也就是说，房地产大开发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越变越小，农村似乎变得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两个“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大小城市两极分化。 　　第三，微笑曲线低端的贸易大国。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而且一直处在贸易赤字状态。2011年和201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分别突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