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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生计三题 (OntheLivelihoodoftheDiehardsof Ming Dynasty) 孔定芳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明清易代后，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政治姿态，而以“体制外”的方式“偷生”于新 朝，这就意味着“生计”问题将成为他们遗民生涯的严峻考验。显然地，遗民立场的坚守，“生计” 保降是最低限度的考量。然而，作为汉文化的担当者，明遗民毕竟不能沦为逐利之徒，因为他们有 更为超越的关怀。职是之故，择业之．溪、生计之苦以及治生言说之苛，便为明遗民的生计镀上了一 层别样的底色。 关键词：明遗民治生生计道统担子 明清易代后，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政治姿态，而以“体制外”的生存方式“隐忍苟活”于 新朝，这就使其生计变得异常艰难。同时，“生计”之于明遗民，也绝非寻常物质生活所可限量， 而是牵涉到一个意义重大而繁复的精神价值系统，譬如遗民志节的保全、“道统担子”的肩苛等无 不需要“打起全副精神”，在“生计”问题上“立住脚跟”。因此，考察明遗民的生存境况，检视他 们有关“治生”的言论，不仅有利于发覆明遗民的精神价值，也有利于我们思考当下人文世界的种 种问题。 然而，学术界有关明遗民生计问题的研究尚嫌不足。就著作而言，以明遗民生计为题的研究专 著尚付阙如，不过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①和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有关 篇章论及了“士”或明遗民士人之生计。余先生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和《士商互动 与儒学转向》为题，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士”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作者通过对明清时 期“弃儒就贾”和儒商互动现象的分梳，指出明清时期“四民”观念已发生异动，儒家伦理有了新 发展。在其论点的展开中，间或引用了明遗民的例证(如陈确的“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但其结 论与笔者的观察恰成反照。赵园先生在其所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有明遗民生计一节，是目 前所见唯一论及明遗民生计问题的专论，但惜未深论，仅作描述而已。 以论文而言，只有零星几篇泛论明清时期一般士大夫之生计，而对于明遗民之生计仅举例而已。 以笔者搜罗所及，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刘晓东撰写的有关明代(包括晚明)士人治生的系列论 文，其中《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主要论述了晚明士人的 生计状况、晚明士人贫困化的原因及其与士风嬗变的关系，文中多所涉及明遗民的生计问题。其《世 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则论述了晚明士人包括明遗民的生活状态及其对于传统社会角色的突破。他的另外两篇论文《明代 士人本业治生论》(《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和《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史学月刊》2007 年第8期)主要是泛论明代士人治生上的择业问题，而鲜有论及明遗民之治生。丁冠之在《明清学 者治生论述略》(载《中韩实学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版)一文中缕述了明遗民陈确的“治 生为本论”，指出陈确的治生论是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人性论和理欲观的应用和发展。王世光在 《清儒治生观念刍议》(《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中，从清儒治生观念的社会背景、主要 内容和历史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清儒的治生观念，举例中不乏明遗民的个案。方旭东在《儒学史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的“治生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中也对陈确的“学者以治生为本论”进行了检讨。从 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在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明遗民生计或治生问题大多只是在有关论述中附带提及， 专门的研究尚嫌不足，故笔者为是文，以为补苴。 一、明遗民的治生之途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士子无不破家失业，衣食无仰”①，这是社会动荡所致，士子个人无力 改变。但是，明亡后，明遗民为表达不与新朝合作的政治态度，既“弃诸生”、“焚儒服”，又不应 试、不入仕，则是主动放弃朝廷的俸禄。没有了“家业”和朝廷俸禄，明遗民不得不另谋生计，以 使自己能够“偷生”于新朝，也为其“仰事俯育”提供基本的衣食之源。就像顾炎武告诫友人所说： “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以为善后之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