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德九年《二名义不偏讳诏》.docVIP

论武德九年《二名义不偏讳诏》 　　[摘 要]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颁布了《二名义不偏讳》诏，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息息相关。该诏令的发布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唐代避讳定下基调。《论武德九年》一文着重分析了该诏令颁布的时代背景，诏令实施的相关规定，并全面考察了诏令颁布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嬗变。 　　[关键词]唐太宗；避讳；二名；嫌名 　　避讳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现象，自商周始已有数千年历史。具体说来，不同朝代则微有差异，打上其时代之烙印。相比较而言，唐朝独具特色的避讳礼俗，则肇端于唐太宗贞观朝。 　　一 　　武德九年六月己巳，时为皇太子的李世民颁布“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为，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1）的诏令。是为唐代避讳定下基调。 　　李世民之所以要发布这样一道诏令，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息息相关。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夺得皇太子储位，然而太子余党犹在，反对势力众多，形势错综复杂。更主要地，李世民亲身经历隋末动乱，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隋王朝在塞责言路、拒谏饰非的隋炀帝的统治下，因民众反抗浪潮风起云涌，土崩瓦解的历史。这一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他深深领悟人民的力量之伟大。况且，隋乱之后户口虚耗，土地荒芜，生产凋敝，百弊待举。同时，突厥虎视中原，不时袭扰边境，严重威胁新生的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面对如此深重的内忧外患，李世民时刻以亡隋为鉴，思谋长安治平之策。为此，尤须广开言路，令才能之士献计献策。然而，欲广开言路，必须让群臣敢于说话，畅所欲言，乃至于犯言直谏。但是，李世民的名字是二名，且为常见常用字，很容易犯忌讳，这势必影响言路。故此，李世民发布“二名不兼避”的诏令。 　　太宗认为，二名兼避不合古礼。对此，《贞观政要》记载甚详。太宗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礼非通允，宜有更张。”（2）太宗认为按古礼，生人不讳其名，临文亦不避讳，唯身殁方才避讳，先王古帝，概莫能外，并列举《诗》及《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依据增强自己“二名义不偏讳”说法的说服力。此时，太宗是在正本清源，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二名兼避的存在根据，澄清人们的错误认识。之后，太宗又从流习上对二名兼避现象的出现进行了历史的清理。“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为，有违经典。”（3）秦汉以降，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及儒学独尊，从皇帝、贵族、官员到一般士大夫，为了提高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维护孔孟的等级名分和推行所谓的孝道，对避讳越来越重视，亦越来越严格，以至于生避其讳，二名兼避，临文亦讳。在拒谏饰非的隋炀之世，臣民更是动辄犯讳。而今，依此弊俗，显然不合时宜。故而，太宗诏令天下：“今宜依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4）此外，从诏令中看出，太宗是要拨乱反正，藉古礼制定统一的礼仪典章制度作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昭示后世。《五经正义》、《贞观礼》、《贞观律》、《氏族志》皆是欲重新树立社会统一的行为法则，是对社会礼法秩序的再编制的努力。 　　二 　　该诏令一经颁布即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贞观之治出现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在于太宗善于纳谏。皇帝固然从谏如流，要亦须群臣敢于进谏。这与诏令颁布后形成的宽松的避讳环境及由此造成的相对轻松的言论空气密不可分。 　　虞世南、李世?在贞观朝其名如故，唐代政府机构民部亦未在太宗朝改号。这说明诏令是起了作用的。 　　当时修成的六代正史中二名及嫌名的避讳现象并不多见。《梁书》“遂因时来，宰司邦国，济民康世，实有厥劳。”（5）《陈书》“是以卜世斯永……大庇生民者矣……民心有奉……兵疲民弊……”（6）。《隋书》“世或浇淳……民资日用。”更有甚者，《梁书》有“逮叔世民讹”（7）之句。姚?居然世民连用而不避讳。当然，这或许是姚?笔误失察所致，但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姚?绝不会不清楚这样的疏失会招致什么后果，这种低级错误对于家学相承的他来说是不会犯的。“世民”二字连用不避，太宗亦未曾降罪，于此亦可印证，李世民宽讳之令，确曾实行过，并非矫情。 　　如果说六代史书的修撰是政府行为受朝廷舆论导向引导故有此宽讳情形的话，那么民间私文用语又如何呢？ 　　魏徵《明堂议》“窃以刑辟之设，世轻世重”（8）。这里，我们清楚看到魏徵为文用字并未避讳“二名”。这些传世文籍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世改易，然则，出土的墓志碑铭当可说明问题。《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有“暨有隋二世……盖当世旧部先附……虽实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