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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 　　[摘要]《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1898年8月8日，由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它是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重要阵地，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时务报》将政论文章安排在每册的前数页，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以《时务报》为主要载体的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的特点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上承王韬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开创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 　　[关键词]时务报；报纸政论；时务文体；新民体 　　[中图分类号]G219.29；H052；K25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20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是维新人士“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1]。该报作为旬刊，每月刊出3册，每册3万字左右。梁启超在创刊号中所撰《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申明了“去塞求通”的办报宗旨，主张所载内容在于“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2]。《时务报》于每册卷首，刊发政论一二篇，大约三四千字，设置有《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从第2册起，将《域外报译》细分为《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等版块，约占每册篇幅的一半。同时在其最后部分，经常附印国内外学规章程或新译书籍。报馆经理为汪康年，担任时间最长的主笔为梁启超，翻译者为张坤德、郭家骥、古城贞吉等。该报于1898年8月8日以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其基本内容和刊发体例大体上保持了前后一致。该报发行后，各地士绅、督抚官僚竞相参阅，以致达到“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的地步。《时务报》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针对19世纪末中国社会舆论领袖《时务报》，学界的研究，既有历史的耙梳，也有从新闻传播学或文学的视域进行的考察。然而，以往的研究在探讨《时务报》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关系方面尚显薄弱。鉴于此，笔者拟以《时务报》为中心，透视19世纪末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趋势。 　　一、《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时务报》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播学认为，传播媒介的具体内容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报刊政论文章，正是《时务报》得以赢得读者的核心内容。郑孝胥曾高度评价《时务报》的诞生：“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4] 　　1.《时务报》与报刊政论 　　清末的报刊政论，其文体由传统政论文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报刊政论文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中，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申报》《字林沪报》等，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当属《循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王韬发明了报章文体，这种文体不同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比较通俗浅白。梁启超针对戊戌前夕的中国报界，曾发表评论说：“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而其体例无一足取……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丝毫影响。”[4]而《时务报》的诞生，顺应了甲午之后先进士人号召救亡图存的热潮，开启了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它既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促进了报刊文体的变革。 　　虽然《时务报》的译文内容所占篇幅较大，但刊发的政论文章是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张元济曾指出，“阅报者仍注意前数页，而后载西事均不甚留意”[5]（P1682），而“前数页”正是政论文章所在的位置。《时务报》所载的政论文章，重要的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等，共计138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从创刊号开始连载3期，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刊发在第4册上，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民权”的起始。该文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其中一位读者就说，“近阅《时务报》，知执事总理其事，并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3篇，议论确切，曷胜钦佩”[5]（P1）。汪康年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说理充分，意旨明确。当时，在湖北任知县的陈延益曾致信汪康年，称“昨读第九册报，尊论参用民权，极为透彻”[5]（P1997）。徐勤、欧榘甲等人则分别撰文阐述“开学校、废科举”的思想，提出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