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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几种新型受贿犯罪的认定 　　摘要：反腐倡廉，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建设措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又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贿赂罪的本质在于利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按照法益侵害说，受贿罪侵害的法益不仅表现为公私财产所有权，而且还有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近年来，随着腐败现象的蔓延，受贿行为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形式，如何对这些新的形式进行认定成了困惑当今司法实践的难题。要有效地防治腐败，惩罚受贿，就必须对新的受贿形式作出合乎刑法基本精神的解释。本文将通过近年来出现的几种新的受贿形式来探讨刑法的适用。 　　关键词：家庭型受贿；理财型受贿；性贿赂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罪的行为所侵犯的是国家对公务人员监督管理权力和因索取他人财物而被迫交付财物的人的财产权利。虽然近年来受贿的形式呈现出多样性、更具隐蔽性，但都没有脱离受贿罪的本质。笔者将依次对几个比较有争议的受贿形式进行分析认定。 　　一、 关于家庭型受贿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法上的这一规定直接成为家属可以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的法律依据。一个完整的受贿行为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另一方面是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是收受他人财物。在共同受贿犯罪的场合，这两方面的行为都是实行行为，实施了其中一种行为都可构成受贿罪的共同实行犯。也就是说，受贿罪的主体不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这是由受贿行为的特性决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务上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完成，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以及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1]至于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可以由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家属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完成。这种有家属参与的共同受贿就是一个新的受贿形式，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认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有共谋 　　国家工作人员和家属事先就对收受他人贿赂进行了谋划和分工，国家工作人员负责利用自己的职权给予对方便利，为对方谋取利益，而家属则负责收受他人财物。我们知道，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两个方面，即收受他人财物和利用职权为对方谋取利益，家属的这种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对整个受贿行为具有控制和支配力，应当认定为实行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和其家属就应认定为共同受贿的实行犯。 　　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属并没有实际参与受贿的实行行为，而是教唆、怂恿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使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了犯罪意图，并且付诸于行动，一个人完成了受贿的全部行为，此时，家属应构成受贿罪的教唆犯。当国家工作人员在其家属不知情的状况下，首先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然后教唆、指使其家属出面受贿。在这种情况下，其家属相当于国家工作人员为完成受贿行为而利用的一个工具，应认定为受贿罪的帮助犯。由此， 包括家属在内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完全可能成为受贿共同犯罪的实行犯， 当然代为收受贿赂的行为不仅可能是受贿共同犯罪的共同实行行为，也可能是帮助行为。[2]如，时任安徽省芜湖供电局局长、芜湖供电公司总经理的高振华与其子高旭（时任芜湖供电公司任基建部副主任）共同受贿案。2008年年底至2010年上半年，高振华在明知其儿子高旭帮上海乐变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代理商施孟虎介绍销售变压器有好处费的情况下，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芜湖供电公司招标采购变压器过程中为施孟虎提供帮助、关照，使得施孟虎在芜湖供电公司招标采购变压器过程中多次中标。在这期间，高旭先后多次收受施孟虎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60万元。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法院以共同受贿判处其父子二人有期徒刑十四年、有期徒刑三年。 　　（二）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没有共谋 　　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属没有共谋是指两者之间并没有商议好分工，缺乏共同犯罪的故意。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贿赂与家属分享或者是交与其保管。在主观上，家属对此明知但没有形成意思联络。在客观上，家属虽然共享利益或是代管财物，但并没有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