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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社会生态养老与生存发展 韩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近60年来，中国大陆的家庭结构、户居模式、养老模式有所改变；国民各年龄 段人群，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生态功能有所变化。 在家庭结构与户居模式方面，传统的大家庭“四世同堂、三代同院”族居模式逐步淡出 城乡。家族多代人紧密相联的家庭结构与户居方式可称之为“代际集居”模式。自1949年 建国至今，“代际集居”模式已经发生变化，逐步分化瓦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模 式已经过渡到“两代一单元、一代一单元”代际分居的家庭结构和户居模式。 随着家庭结构和户居模式的演变，在养老结构及样式变化上，城乡居民也由过去的以“土 地养老、家庭养老、退休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逐步演变为以“社会保险、自我养老、家 庭养老”为主的城市化养老模式。 各年龄段人群的社会经济生态功能方面也在发生变化。社会、经济、生态方面的功能代 偿、功能补偿问题不断提出。“养育后代用于养老”的功能，将会由“自我养老”的功能所 补充、所取代。 家庭子女的数量，关系到两个以上的代别在家庭养老方面的基础条件厚薄。独生子女们 要以一比二的比例人数去面对长辈群体，面对家庭成员养老问题，独生子女们的负担将会是 沉重的。因此，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们，需要提前着手应对薄弱的家庭养老条件与低水平的 退休保险待遇所构成的潜在风险；因此，“自我养老”就是未来退休者们要面对的一种考验， 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应对选择并将成为发展趋势。这一历史性考验和未来趋势，必定需要几 代人的养老实践去经历、探索的。 在人口的年龄分布上，不同组距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代际背景和社会经济生态功能。 年至l969年这个年龄组人群将首先面临自我养老的现实挑战。这个年龄组人群的独生子女 问题使他们必须考虑应对自我养老的战略规划及行动措施。 进人人口高龄高峰期，对于未来几代人来说也必须考虑应对自我养老问题。在社会保障 覆盖面广泛、保障水平较低的状况下，自我养老是未来中国几代人重要的社会责任，自我养 老是稳定社会的经济生态功能。 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及阶段的生态状况是不同的。生态禀赋丰厚度的变化会影响经济 社会进程。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为特征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维系人与自然的互相 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人为因素的作用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亦不断加重。 因此，在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中抑制不协调因素及遏制不可持续趋势，调整生产方式和 生存方式成为一种必然。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变迁与转变，需要代际生态选择与高龄人群 生态养老，高龄人群不仅需要自我养老而且更需要生态养老。 自我养老模式也是一种再就业模式，是再就业模式与社会保障模式的联动。当前在人口 结构中即将进入40岁至60岁年龄组的人群，他们需要做出一种选择，付出一种代价，率先 创造、陆续实践“人与整个环境”的生态再就业，而逐渐淡出中青年阶段的高强度高紧张度 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那种生存方式，进入自我养老、生态养老的新阶段，构筑并形成一种新型 的生存模式。 文章提出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中长期设想和远景构想及代际社会分工基本假设。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经济的持续较高较快的增长，我们的环境遭 受严重的污染，我们的生态遭受严重的破坏，环境持续污染失治，生态长期失衡失调。针对 人口对于生存资料的需求压力，和即将进入高龄社会的现实以及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态势， 特别是高龄人口对于生态环境的高品质需求，中国必须更加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 更加重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更加重视在生产生活中对于生态恢复和环 境治理的供给保障。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和高龄社会发展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禀赋， 人口问题和养老问题必须考虑自然生态因素。这就是生态养老的基本背景与内涵，这就是经 济社会生态功能的基本理念。 基于此，从人口龄别需求和人口代际关系上，考虑城市化出纳与生态化出纳，考虑中青 年人口的大城市流向，考虑高龄人口的城市化流出与生态流向，以及考虑他们的分布与调节。 从经济角度考虑增长方式的转变，考虑生产方式、生存方式调整。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中，考虑生态恢复与生态化进程的战略开创。 在生产方式上选择两个层次的代际社会分工经济运行模式。即在常规层面的生产活动之 外，开辟以高龄组人群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构建模式、开拓空间；在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