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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社会学：何去何从？ Fiscal Sociology: What course to follow? 刘志广( 内容提要：近年来，财政社会学的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关注，但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研究领域和学科归属等重大问题并未形成共识，因而也不可能产生基本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研究表明，财政社会学具有清晰一致的主题，并且其研究领域已经充分展开，希克斯、诺思、布坎南、奥尔森等的研究成果都可归入财政社会学领域，财政社会学的发展代表了学科综合化的努力。 关键词：财政社会学 研究主题 研究领域 学科归属 发展方向 在20世纪早期，财政社会学思想曾被认为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斯宾塞主义相抗衡的社会科学研究思想体系（Moore,2003），因此在1920、1930年代曾在德语世界有过短暂繁荣，但随后却Backhaus(2002)认为，“无论对于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来说，财政社会学都是一个富含研究机会且研究尚未展开的领域……财政社会学为科研和教学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其进展将有助于降低政府活动的负面影响，并增加国家的福利和财富。”Backhaus(2002)关于财政社会学是一个“研究尚未展开的领域”的判断与McLure（2003）关于财政社会学缺乏“一个清晰一致的研究主题”的判断是有内在联系的，综合起来的判断可能就是：由于缺乏一个清晰一致的研究主题，所以财政社会学还是一个尚未展开的领域。但我们在此所提出的问题是：财政社会学真的缺乏一个清晰一致的研究主题吗？如果不是，那么财政社会学还是一个尚未展开的领域吗？与之相关的问题还包括财政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是什么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财政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等。显然，这些问题是事关财政社会学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并予以回答。 一、财政社会学的产生背景 与政治经济学一样，财政社会学十七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但作为一个学科被提出来，则与财政学的技术化发展直接相关。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范式和一种新的价值概念，使经济学的注意力发生了重大转移，由分析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转向分析如何在稀缺条件下在各种目标中做出选择。这种转变引发了卡尔·门格尔( Karl Menger ) 和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用什么适当的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现象是普遍的,而不是和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有关,因此需要借助演绎法来分析经济现象；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则主张经济现象需要用特殊的历史因果联系来解释,他们强调制度和文化对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性。这场争论触及了经济科学的本质和范围，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历史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被逐渐分别让位于经济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的“纯粹化”使其最终放弃了对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真正原因这一马歇尔认为是经济科学的精髓。而布伦南和布坎南（2004，第 页）财政学曾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领域，rederick William）在Halle大学和Frankfurt大学设立的财政学教授席位（Backhaus,2002）。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Backhaus,2002）。只是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学的“纯粹化”以及学科分化Goldscheid）在1917发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要建立财政社会学，而在1925年发表的《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更是强调，“缺少财政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财政学没有社会学基础是现在整个社会科学最为重大的缺陷”（Goldscheid,[1925]1958）。葛德雪认为要解决奥地利的问题，一定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财政结构，并因此改变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虽然熊彼特反对葛德雪的结论，但他却充分肯定了葛德雪创立财政社会学的努力。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中不仅指出“收集不带感情的、未经修饰的事实现在仍被看作是社会学研究的工作，葛德雪（Goldscheid）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个将这一要求运用到对财政史的研究中”，同时也强调，通过从国家财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确定地谈论一连串特殊的事实、一系列特殊的问题，以及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简而言之，一个特殊的领域：财政社会学。对于财政社会学，人们可以寄予厚望”（Schumpeter，[1918]1954）。但直到熊彼特的文章在1950年代被翻译为英文，财政社会学思想才在英语世界得到传播。同一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也但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财政社会学研究(B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