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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及其发展趋势 　　摘要：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在对传统公共产品理论进行反思之后，可以将全球公共产品界定为实际处于全球性公共领域的产品。公共产品性质和全球化演进规律决定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的发展趋势：供给主体是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提供；决策机制是公平公正框架下的多边谈判；生产制度的选择上将倾向于事务专一性、多层次性以及侧重结果的导向。 　　关键词：全球公共产品 供给管理 供给主体 供给决策 生产制度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常常与日益增强的私有性联系在一起，它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市场的丰富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但同时——也许更重要的——全球化也关系到日益突出的公共性，关系到人们在生产生活上的相互依赖性如何得以不断地增强。有鉴于此，本文探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管理问题，探讨的重点是由产品性质和全球化演进规律决定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公共产品如何提供这个问题上，较早的主张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发展起来的霸权稳定论，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由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 　　按照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在霸权衰退之后，国际社会必将陷人失序的状态，正所谓“有霸则稳、无霸则乱”。而现实中，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国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呈明显衰退之势，而国际秩序却并没有陷入混乱状态，这该如何解释呢？对此，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各国通过国际制度来联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建立和维持了国际秩序。 　　但是有人会问，大多数国际制度实际上是各国在长期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达成的，主要适用于日常的国际事务管理，而一旦突发国际危机，国际制度往往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应急资源。那么，在单个霸权国实力衰退无法单独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国际制度又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无力应对突发性国际危机的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呢？艾莉森·贝林（Alison Bailin）提出了“集体霸权”理论，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七国集团（后为八国集团）是维持全球秩序的“稳定器”，承担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八国集团既具备国际霸权的特征，又具有国际制度的特征——通过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领导人私人助理会议、任务组会议、专家组和工作组会议这一连串的会议体系实现八大国之间的制度性互动，保证大国之间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持久存在。显然，贝林认为集体霸权是对霸权稳定论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融合与超越。 　　那么，作为“稳定器”的集体霸权是永久的吗？如果哪一天集体霸权也衰落了，全球公共产品该由谁来提供？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第一，霸权国家难以持久称霸，集体霸权也难以长久维持。随着文明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将逐步发展、强大起来，现有发达国家将逐步失去在国际事务中的极端优势。即使弱国与强国的差距仍然存在，甚至哪怕差距还有所扩大，只要广大弱国发展到一定的绝对水平，经济上摆脱了对强国的单向依赖，政治上消除了对霸权的单向恐惧，一国或多国集团想要维持霸权也将日益艰难。现实中霸权国对无核国家拥有核武器企图的极端戒惧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随着霸权力量的衰退，国际霸权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也将减弱。国际霸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理性动力在于其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随着霸权势力的衰退，从提供公共产品中获得的“声望、光荣和不朽”等收益会下降，而承担的成本会上升。第三，随着霸权力量的衰退，包括非霸权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合作等国际机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将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公共产品的本质要求：虽然产品的供给公共性是独立于消费公共性的，产品的消费公共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供给公共性，但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帕累托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条件是各消费者边际收益之和等于该产品的边际成本，因此只有每个消费者按照其边际收益支付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公共产品供给才是有效率的，即帕累托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要求供给的成本公共性与消费公共性保持一致。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者是世界各国，因此要使全球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必须由各国根据其收益情况参与到供给活动中来。 　　这似乎又回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那么，在未来如何依靠平等的国际合作来应对突发性的国际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