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维新之声”.docVIP

“第二维新之声” 　　当一百年前《青年杂志》创刊号在上海问世之时，主编陈独秀所面对的，是新生民国不断的政治动荡与宪政危机，是他为之奋斗的共和理想和建国大业（founding）的未完成状态。要说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对这本每期印数仅1000本的刊物有非常大的自信，这个刊物一出来就有多么轰动，也许确实掺杂了过多“后见之明”，把很多后来历史过程中的因素提前加载到了创办伊始的刊物之上（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一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但若简单将之视作“普通刊物”，则小看了陈独秀的敏锐、抱负和历史感，也小看了这本刊物在当时的某种“新奇性”和创造性。据汪孟邹回忆，1917年前后，《新青年》销量最高达到一万五六千份之多（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当时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它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由此可知《新青年》的广泛影响。如果《新青年》本身没有强烈的魅力，很难想象这么快就会吸引这么多读者，还有那么多读者会踊跃来信。 　　就像创刊号封面上那幅一列青年横排着站在高台上，边交谈边注视前方，似在等待某种召唤，跃跃欲试地想要参与其中的画面所暗示的，《青年杂志》显然有它特殊的目标受众――那就是青年学生群体（青年们的上方标着法文LA JEUNESSE），更有它明确的文化意图――那就是引领和召唤读者参与到与杂志的互动之中，创造一种集体性运动。所以，尽管《青年杂志》的出现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对杂志的受众和使命的自觉（特别是改名《新青年》之后），确是陈独秀在新的历史状况下一种有意的实践。这种实践既是在回应民国建立后的乱局及共和的蜕变，又是在反思和总结晚清以来各种竞争性的救国方案的困境，进而寻找新的可能性。 　　从一开始，《青年杂志》/《新青年》（以下除具体涉及第一卷外，概以《新青年》称）就把青年学生群体作为受众，同时又把他们作为改造中国的新的主体力量。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青年比喻为社会的“新鲜活泼细胞”，“惟瞩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青年杂志》1卷1号）。“自觉”是这里的一个关键词。陈独秀解释说：“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他认为挽救中国的希望，正在于“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对“自觉”的强调，是《新青年》另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特点，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启蒙”的内在复杂性。研究“五四”的学者通常会强调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而《新青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也由此引发了关于“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以及基于后现代立场对于“启蒙”的质疑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用“启蒙”来描述《新青年》的主导文化倾向并没有错。不过，对这种“启蒙”本身我们又必须做开放性的理解，它与晚清以来的“启蒙”有着显著的不同。事实上，《新青年》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都持一种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姿态。用前引《敬告青年》中的词，就是《新青年》已经把“启蒙”牢牢安置在了“自觉”的根基之上。 　　表现之一是，始终坚持启蒙中的主体性状态。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谨陈六义”的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在《一九一六年》中，他也呼吁青年“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青年杂志》1卷5号）。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做出这样的古今对比：“古之人，首贵取法先儒。今之人，首贵自我作圣。古之人，在守和光同尘之训。今之人，在冲同风一道之藩。”鼓励当今青年“沛然长往，浩然孤行”。这些当然符合康德意义上“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定义。不过，这种“自主”一方面是从“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奴隶之道德”中获得解放，另一方面也要求被启蒙者“自从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敬告青年》），拒绝成为他人，从而也就拒绝了永远追随启蒙者引领的另一种“奴隶”状态。这在中国现代的开端时期是有极大意义的，使得直接照搬西方“十九世纪文明”的“优等生文化”（如明治后的日本）在中国没有多大市场。无论《新青年》同人们如何在价值上热烈称颂西洋文明，但他们都不会跳过文明转型中的艰难和挣扎，放弃差异性，更不会放弃对于主体的艰苦改造。1916年，陈独秀断言世界历史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