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皇冠上的宝石牛津式导师制在失色？.docVIP

教学皇冠上的宝石牛津式导师制在失色？ 　　“作为老师，我们把听到你们说出‘是的！我现在明白了！’的时刻视为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片刻。当你们表现为自信而负责的成年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仍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你们初来乍到之时那种羞涩胆怯或故作老成的新生模样，这个时候我们当惊喜于这种似乎突然产生的变化带来的难以置信的感觉。” 　　这是牛津大学工程科学院士彭尼?普罗伯特?史密斯在《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书里，反思他作为导师的教学历程。文章结尾这动情的一段话，把我带回了三年前的博士毕业典礼。5月的哈佛校园阳光灿烂，草地上搭起白色的巨型帐篷，家人和朋友都身着盛装，捧着鲜花，合影留念。最特别的是在正式典礼上，教授们会逐一介绍他们指导的博士是如何从学生变为助手再变为同事，并从家人（通常是该学生的母亲或孩子）手里接过博士帽，戴在学生头上以示毕业。导师帮我戴博士帽的那一刻终生难忘，至今在写每一篇文章，做每一个重要决定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导师会提出哪些质疑？哪里是我思想的“盲区”，或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我该如何为自己的观点或决定辩护？ 　　这种导师制的训练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学生之间的对话，兴盛于牛津大学的住宿制学院，被誉为教学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宝石。伴随着大学扩招、财政缩水、研究生助教以及工科“学徒制”的兴起，这颗古老的瑰宝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它的光彩？ 　　学生无处藏身 　　牛津式导师制是由导师单独为一名或两名学生进行指导的教学过程。导师通常是资深教授，也包括年轻学者，地点在导师的私人办公室或工作间，频率大多是每周一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时间根据师生互动的程度可以灵活地延长或缩短。导师预先给学生布置书单及论文题目，学生用一周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举例谈到在准备一篇关于水压系统的生物学文章时，学生做梦都感受到海水的起伏。与导师见面时，学生大声朗读自己的论文（或其中章节），导师可随时打断并提出问题，学生则为自己的观点辩论。这种高强度的学术活动，因为1：1或1：2的师生比例，让每个学生都觉得“无处藏身”，任何准备不充分，或逻辑不严密都会暴露在导师面前。 　　《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了一次尴尬的师生讨论。在导师提出一个问题后，两名学生足足沉默了三分钟。在“冷场”期间，一名学生在纸上写写画画，导师以为这是努力思考的表现，结果发现纸上写的是“买某某牌香水及某某牌项链”。为避免这种尴尬而低效的讨论，有的导师会要求学生在见面前先提交论文，学生不能按时或保质地完成论文，见面就会被延期或取消。有时因为患病、家里出事，或临近考试的复习压力太大，学生会申请延期，导师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批准。 　　导师制里的师生互动也是一种私人交往，学生会看到导师的办公桌、藏书、电脑、家人照片，以及各种旅游或得奖的纪念品，这给学生留下的深刻印象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种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我在哈佛读博时对一位统计系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电脑屏保，居然是通过联网参与超级计算，以发现太空里是否存在外星人。其他有趣事包括他喜欢放Bob Dylan的歌，年轻时组过摇滚乐队，在香港教过高中数学，会说粤语，他喜欢我用繁体字回复“恭喜发财”…… 　　虽然每次我去见导师或其他教授时，总是带着写好的论文或一堆问题，但《高等教育何以为“高”》提到，有时这种交往变得太不正式――学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茶就来参加，没有完成阅读或论文也可以信口开河地跟导师侃一个小时;导师烟瘾太大，学生只得在他的吞云吐雾里度过这个小时，毕业后只记得导师办公室的烟味。更为敏感的是早期大学师生都是男性，后来有了女性入学，一对一的单独见面可能引发性骚扰等麻烦。我曾认识一位从西班牙来哈佛商学院访学的女学者，她跟某教授喝了几次咖啡，有一天很激动地控诉这位教授有越界的言行。然而这种事很难取证及展开调查，当事人双方也有不同的说辞。我后来听说，这位女学者被指责写邮件诽谤威胁（Blackmail）这位教授。 　　即使没有这些麻烦，此书作者在1999～2000年对40多位牛津学生的访谈里，发现导师制的效果存在性别差异。男生通常更自信，在跟导师的辩论时更容易坚持自己的观点，连声音都更为洪亮。除了性别，导师制的效果还因家庭背景而出现差异。家境良好、从私立高中毕业的学生，早把每周阅读大量资料并写一篇短文当作“家常便饭”，跟老师（或父母聘请的家教）进行一对一的讨论也习以为常。 　　对来自工薪家庭、从普通中学毕业、更适应大班教学的学生而言，缺乏广泛阅读、短文写作、公开演讲或辩论的训练。这些学生刚开始单独面对一位资深教授时会压力山大，仅跟他们辩论的想法就足够“令人窒息”。但即使是女性、毕业于普通中学或生性腼腆，克服了因性别、出身或性格带来的羞涩，真正沉浸在学习钻研中，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