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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死者人格的立法保护 　　摘要：中国的死者人格保护规则是通过司法解释确立起来的。死者的人格权得到确认和直接保护，同时死者近亲属因死者人格被侵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也受到保护，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在比较法上，对于死者人格既存在直接保护的做法，也存在间接保护的做法，鉴于间接保护理论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直接保护理论的优势，直接保护理论是比较法上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在制定的《人格权法》，应当继承中国司法实践的经验，并吸收比较法上的有益做法，对死者人格保护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对于死者人格权中的精神性部分和财产性部分分别进行保护。 　　关键词：死者人格权；直接保护；实践经验；比较法借鉴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57-07 　　在《人格权法》的立法筹备过程中，人格权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保证《人格权法》立法的科学性。死者人格保护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在中国，死者的人格保护是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体现了司法机关在推动法律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经验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对中国死者的人格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当得到继承。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而在比较法上，关于死者人格保护的司法实践和学理构建也在迅速发展，其中不乏有益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未来的《人格权法》关于死者人格保护的具体规则，应当继承中国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并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 　　一、中国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对于死者的人格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在1989年的“荷花女案”和1990年的“海灯法师案”的批复中，认为死者的“名誉权”应当得到保护。后又在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名誉权解答》）第5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害的，其近亲属作为适格的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又规定，侵害死者的人格，近亲属受有精神损害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通过这些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构建了死者人格保护的规则：前两个批复确认了死者具有人格权，应当得到直接保护。但是死者已经死亡，没有办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于是《名誉权解答》为死者确立了保护人，由保护人代死者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最后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确立了侵害死者人格权从而间接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的赔偿请求权，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的追思利益确认为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 　　（一）死者人格权被明确地予以直接承认和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承认了死者具有人格权且从未改变这一立场。其在“荷花女案”和“海灯法师案”的批复中，采用了死者“名誉权”的表述，认为死者的“名誉权”应当得到保护，明确承认了死者具有人格权，确立了死者人格权直接保护的实践做法。至于这种直接保护的正当性和教义学构建则是学界的任务。 　　在学理构建过程中，由于对死者人格权的承认存在权利能力方面的障碍，因而有不少学者背离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做法而主张间接保护学说：由于死者已经丧失权利能力，因而受到保护的并非死者的人格权，而是死者近亲属的人格权，死者人格的保护只是法律对其近亲属人格利益保护所间接达到的效果。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后来在《名誉权解答》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措词的细微变化，采用了死者的“名誉”而非“名誉权”的表述。这一变化被间接保护学说解读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从最初承认死者的人格权转变为否认死者人格权。 　　但是，这种解读其实存在误会，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未改变其承认死者人格权并予以直接保护的态度。 　　“名誉权”与“名誉”仅一字之差，仅此一字之差不能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从肯定死者具有人格权转变为否定死者具有人格权。通过客体指代权利为学界与司法实践常有之事。对于某物的物权的侵害，也常被表述为对于某物的侵害，不能就此认为，表述者有意否定存在于该物之上的是一种物权。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者“名誉”被侵害的表述，所指代的是被侵害的客体，不能因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死者仅具有名誉而不具有名誉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所针对的分别是不同的问题。两个批复解决的是死者名誉权的定性问题；而《名誉权解答》第5条是专门对死者名誉侵害案件的起诉人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事实上也并未涉及死者人格权属性的重新界定和澄清，而仅是对于死者近亲属因死者人格权受侵害而受有精神损害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确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无意通过后面专门解决其他问题的司法解释去改变批复中专门针对死者名誉权性质的认定。 　　（二）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思利益也同时得到保护 　　司法解释在对死者人格权予以直接保护的同时，也对死者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