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与《诗品》吟咏情性辨.docVIP

《诗大序》与《诗品》吟咏情性辨 　　 内容摘要：《诗大序》中，“吟咏情性”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不过是作为教化和美刺的附庸存在;然而到了《诗品》，“吟咏情性”已经从边缘位置发生位移，成为了文本的中心。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情性”内涵的变化。两汉时期，“情性”是经学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魏晋时玄学则注重“情性”所包含的个体才性和情感。 　　 关键词：《诗大序》《诗品》吟咏情性 　　 “吟咏情性”最早作为诗学概念出现在《诗大序》中，几百年后梁朝钟嵘在《诗品》中又将这一概念作了重要发挥，细考《诗品》文本，钟嵘在多处对《诗大序》的诗学话语进行了袭用或改造，这不是对传统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汉代经学笼罩下的诗学传统的重新激活和创新，其间关涉了两汉和魏晋六朝之间种种诗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一深刻转变的关捩在于两者对于“吟咏情性”概念的不同诠释。 　　 一.“吟咏情性”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 　　 从文本关系来看，《诗品》受《诗大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表述隐含着一种汉代诗学对六朝诗学的一种权威性覆盖，不利于我们在具体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发掘其中的复杂意蕴。因此，将《诗品》和《诗大序》置于“互文性”的观照之下将是一个更好的理论选择。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涵盖面更广，在广阔的文化研究意义上，“互文性”不仅包括了文本之间的引用、典故、参照、转化和位移等形式层面的互涉关系，还包括了赋予这些“代码”以意义的各种其他知识、表意实践所组成的意义网络，这些代码和意义网络使得原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因此，在《诗品》与《诗大序》的“互文性”考察中，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这两个文本内部的指涉关系，还要关注它们在历时与共时交织的文化话语空间中与其他表意实践的“互文性”。 　　 从文本内部关系来看，《诗品》的行文明显借鉴了《诗大序》的一些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诗歌传统的有意识呼应。然而这种呼应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改造和创新。钟嵘采取的基本策略是省去了《诗大序》中政治教化的内容，而摘取自己可以认同的表述和观点作了一番新的阐释。两者在“吟咏情性”“诗可以怨”“诗歌之义”三个层面的对话是颇具意味的。 　　 《诗品》中“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化用自《诗大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中“诗言志”的说法则没有被《诗品》采用。对于《诗大序》来说，诗具有“动天地，感鬼神”的神圣地位是因为具有“正得失”、“厚人伦”、“美教化”等功用，《诗品》则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的原因是诗能“照烛三才，晖丽万有”，因而诗的地位是神秘而神圣的。《诗大序》中“吟咏情性”的内容是“人伦之废，邢政之苛”，臣民悲伤于人伦关系的废弛，伤感于政治刑法的苛刻，抒发怨情以达到讽谏君王的目的，这里的“吟咏情性”是为了美刺君王而抒发的一种社会普遍情感，并且哀怨之情的抒发是因为怀念旧日善政和先王恩泽，因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品》中抒发的情感内容则要丰富得多，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诗以怨”，这里的怨情主要不是为了怨刺上政，而是抒发诗人自身对怀才不遇，生死离别，沙场悲慨，戍边辛酸，闺中怨女的个体性情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歌的写作已经成为诗人因为情感郁积其中而不得不为之的个体性需要。 　　 此外，《诗品》还对“吟咏情性”的方式作了具体规定，“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强调情感抒发应该即目所见，自然而然，反对过分用典。在诗歌的修辞手段上，《诗大序》的排列顺序是“赋、比、兴”，据郑玄笺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辞，取善事以喻劝之”1，对于诗歌修辞手段的解释仍不脱于政教讽喻，因而“赋”是最重要的诗学方法。在《诗品》中，钟嵘则将兴放在首位，次之以比、赋，并将兴解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歌审美特征。他还进一步说明，如果兴、比、赋能恰当的使用，就会使得诗歌兼备风力和丹采，成为最有“滋味”的五言诗作。 　　 综上所述，《诗大序》中，“吟咏情性”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文章的中心始终在于教化和美刺，围绕这个中心，诗歌的创作动机、情感内容、修辞手段、社会功用都被纳入了这样一个“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体系之中;然而到了《诗品》，“吟咏情性”已经从边缘位置发生位移，成为了文本的中心，在“吟咏情性”的主导下，诗歌本身的特征和功能得到重视。然而这一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吟咏情性”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意义何在，还需要我们将这两个文本置于更广阔的“互文性”之下来观照。 　　 二、经学语境和玄学语境下的“吟咏情性” 　　 2.1《诗大序》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