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合同形式制度的运行与构建——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pdfVIP

第 26卷 第 4期 2009年 12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01．26 NO．4 Dee．，2009 农地流转合同形式制度的运行与构建 — — 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郭 继 [摘 要] 农地流转合同的当事人是在权衡人情与利益的基础上选择合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合同的当 事人或选择口头形式或选择书面形式的农地流转合同，是分别倚重于人际信任或制度信任来化解未来 交易复杂性的，并分别借助人情约束机制和制度约束机制来防范合同履行风险的。由于乡土社会人情 约束机制的现实存在，口头形式的农地流转合同的履约率较高。农地流转合同形式法律制度的构建，应 将农地流转合同形式的选择权赋予农地流转合同的当事人。 [关键词] 农地流转合同形式；人情；利益；信任 一 、 问题和材料 本文研究的是我们在十省实地调研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合同的形式选择上存在着依据流转方式的不同来选择合同形式的行为偏好。用作具体分析的材 料是我们在十省实地调研中获得的一组数据及访谈笔录的部分材料。 为了便于文章的论述，笔者将论述所涉及调查问卷的有关统计结果见表 1。至于深度访谈的 有关笔录，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根据需要适时补充。 表 1 农地流转方式实地调查统计结果 由上述统计结果不难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民在农地转包、互换合同形式的选择上，普遍存 在“重口头、轻书面”的行为倾向；而在农地抵押、入股合同的形式选择上，却存在着“重书面、轻 口 头”的行为偏好。与全国情况不同的是，黑龙江省农民在农地转包合同形式的选择上，却存在着“重 书面、轻口头”的选择偏好。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何对于不同方式的农地流转，农民在合同形式的 选择上存在着不同的行为偏好?基于现行农地法律制度要求农地流转合同采取书面形式的制度语 境下④，农民为何置规定于不顾，在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时或采取口头形式或采取书面形式呢?对于 部分农民的此种“违法”行为，学者们多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农民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淡漠。难道 农民真的如部分学者们所言，缺乏起码的风险意识和法律常识而“恣意妄为”吗?笔者认为，并非如 [收稿日期] 2009—08—09 [基金项 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05JZD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郭 继，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邮编：332005。 ① 因此表为一道多选题的统计结果，还存在其他选项，故各项数据综合不为 100％，但这不影响整体判断。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7条的规定。 · 3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农民之所以如此行为，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固有的制约因素不无关联，即与农地法律制 度适用的具体语境不无关联。 二、人情与利益的权衡：农地流转合同形式的选择依据 在市民社会里，“陌生”的合同当事人缘于“交易一次性”的考量，可以不受人情的羁绊，仅需基 于利益的计算从事交易。因此，他们在选择合同形式时，除了及时结清的小额合同因嫌麻烦而偏好 口头形式外，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他们都“利无反顾”地选择书面的形式，呈现出了“重书面、轻口 头”的倾向。 然而，在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中的土地不能移，乡村生活中的聚族而居和家庭伦理中的血 缘亲情等，导致了其生活和交往需要以构建长期、稳定及和谐的社会关系为要旨。欲达至这些 目 标，其成员在其 日常行为交往中加重了情的成分。[1]与西方人的交往“重理不重情”不同的是，中国 人尤其是乡土社会成员“重情不重理”。林语堂先生认为，“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在逻辑上 讲得通，往往就能得到认可。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讲得通还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 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受重视” J。据此可知，乡土社会成员“人情取向” 的行为模式势必会影响其农地流转合同形式的选择，使其不能仅仅基于利益的计算，还须进行人情 份量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民法理论关于市民社会“经济人”的预设前提。 若刨根问底的话，中国乡土社会成员之所以在选择农地流转合同形式时会基于人情份量的考 量，主要是因为他们惮于“斤斤计较”地选择合同形式会使他们相当倚重的“人情链条”松弱甚或断 裂；而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人情链条”的松弱或断裂，轻则使他们成为“陌生”的熟悉人，失去赖以 应付生活风险的屏障——人情网络，重则还会使交易相对方感到“有损颜面”而心存报复。对于他 们中的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报复，一次就可能会导致灭顶之灾。正如托尼的比喻：“有些农村人口的 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