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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问卷调查的边界与限度 　　[摘要] 问卷调查可以分为描述调查与检验调查。前者不可能“发现”任何未知的现象；后者则不可能“探索”原来假设之外的任何相关关系。因此，问卷调查并非总是最佳选择而经常是无奈之举。如果非使用问卷调查不可，就必须改善我们的问卷设计，为被调查者而设计问卷，而不是为了调查者自己。 　　[关键词] 社会调查 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 边界 　　[中图分类号]c0；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49―05 　　 　　一、对问卷调查功能的本土化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问卷调查方法的本土化反思和讨论非常热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角度。首先，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潘绥铭在对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比较中进行过“社会调查，何谓真实”的反思。杨心恒等人指出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主张将模糊数学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郭淑华认为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具有影响，是现代社会调查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其次。从本土实践来分析问卷调查的功能。林斌、王文韬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邓锁、风笑天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核心刊物上发表的问卷调查研究报告的解析和评价表明：我国问卷调查研究在研究方式、抽样方法以及研究主题三个方面都有发展和不足，并对问卷调查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定性与定量的对立、理论与方法的对立进行了反思。方长春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方式的局限性。蔡禾、赵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学发展现状指出，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绝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简化为问卷调查方法。刘少杰主张中国社会学应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进行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张兆曙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 　　最后，中国国情受到了重视。边燕杰等学者指出，国内社会学研究者藉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这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语言问题”，即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再者，中国大陆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泽自两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有学者还对2003年在中国进行的《中国综合凋查》进行了反思性的介绍，从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资料整理等方面列举、讨论、总结了中国社会学者从事抽样调查的实践经验和问题。 　　在上述反思中，集中于方法论层次上的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的论文偏多，而对于社会学主流研究方法的问卷调查尚缺乏“论方法”这一中程理论层次上的反思。本文愿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问卷凋查的适用范同这样一个“起点”问题。笔者认为，问卷调查应该分为最基本的两类。一是描述凋查，就是要了解某个现象的情况，主要是要获得该现象的绝对数、相对比例和分布状况这样三种数据。二足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检验调查，就是事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来检验这些似设。 　　 　　二、描述调查：不可能“发现”未知现象 　　 　　尽管是描述调查，但是它的唯一功能，其实仅仅是“查明”而不可能是“发现”。因为我们只能统计出那些我们已知的情况究竟有多少，不论绝对数、百分比还是分布状况；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从一开始根本不可能设计到问卷中去，还怎么去“发现”?或者说，我们只能调查那些能够给出明确定义的现象的状况。这是由问卷调查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能去问人家什么；反过来，我们不问什么，人家就不可能回答什么。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从被调查者的回答中发现哪怕是一个原来我们不知道的新现象呢?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查明已知现象的情况而已。例如“中国农民中已经有20％的人进城打工了”这样的结果之所以能够被调查和统计出来，就是因为调查者已经知道了农民中有人进城打工，仅仅是不知道有多少而已。如果连什么人进城打工了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应该去调查农民呢?同样，如果仅仅去调查农民，我们就不可能发现那些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来打工的市民究竟有多少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查明那些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 　　说到底，即使是仅仅为了进行数量调查，就是仅仅计算一下有多少人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必须事先知道那个“事情”在实际生活中的定义是什么，否则，被调查者就连我们究竟在问什么都听不懂。例如，如果要调查发生过“一夜情”的人数，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