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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的必然与非必然 　　摘要：在高科技盛行的年代，人们往往容易迷信技术的力量，在技术乐观论的情绪下，人们深信新技术一定带来新的语言，相信它对创造力的作用一定是正面推进的。其实，一方面，影视新技术转化为视听语言的能力需要一个转换提升的过程，它依赖于艺术家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技术又必然影响到电影的美学，这样，一些隐藏在技术光环下的美学特点和意识形态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关键词：电影技术；电影语言；强化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墨西哥导演阿嘉多?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拍摄的奥斯卡热门影片，曾被评论界称为“死亡三部曲”，其第三部的《巴比塔》(又译《通天塔》)以四条线索三个时空的平行叙事阐释了影片对人类之隔阂与沟通的独特理解。这不禁让人想起1916年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两片有相似的结构和同样严肃沉重的主题。《党》片还更加大胆，它平行剪辑的四个故事跨越着巨大的时间跨度，而且只有主题和结构的呼应，没有故事上的牵连。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辛德勒的名单》中的红衣小女孩让人想起《战舰波将金号》中飞扬的红旗；阿尔莫多瓦在《欲望的法则》里让一对情人处于被左右分割的银幕的手法是四五十年前的爱情片里常用的；《天使爱美丽》中四联张快照上四个人头在分割银幕上各自说话的情景在爱森斯坦的《罢工》里就可以看到。虽然它们运用了不同的技术，但在语言的调用上却是一样的，这些当代电影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语言，只是复苏了部分一度被搁置不用的语言，赋予了它们一些新的含义。 　　毋庸否认，当代电影在视听感受上和视听风格上确实给了我们与传统电影大不相同的印象，中外皆是。问题是：与传统电影相比，当代电影在视听语言上是否存在差异，到底有没有新的拓展?新技术有没有带来新的语言，技术和语言之间构成了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本文以近年的新片为分析对象，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简要的探讨。 　　 　　一、新技术并非必然带来新的视听语言 　　 　　技术唯物主义者认定是电影技术的发展推动并丰富了电影语言，因此，当代电影在创造性上总是优于以前的电影。而另一派的意见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确定当代电影面貌的技术已经全部完成，剩下的都是一些添砖加瓦的局部增补。与此同时，电影语言也完成了它的演化，自蒙太奇理论和长镜头理论之后，再也没有新的语言规范出现。美国的电影学者在分析一系列影片之后，指出“好莱坞讲故事的方式在一些重要特征上与制片厂时代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最近40年来的视觉风格……在表现空间、时间和叙事关系(如因果关系和平行线索)等方面，今天的电影大体上仍旧遵循着经典电影的基本原则”。 　　具体拿2006年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与1935年格丽泰?嘉宝主演的《瑞典女王》相比，在相同的题材和相同的叙事视角下，两者的显著差异是：1、前者是彩色画面；2、前者的画面清晰度更高；3、前者的镜头短促，切换频繁；4、前者出现更多的运动镜头；5、前者利用跳接使叙事简洁，节奏加快；6、前者采用了不同画质的画面；7、前者有更丰富的环境声和声音处理。这些差异有些缘于《女王》的技术优于《瑞典女王》的，如色彩和声音。还有些与技术的落差并不直接对应，比如镜头短促快速切换的问题。在《瑞典女王》诞生的10年前，由于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模式和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广泛影响，镜头趋向越来越短促，情绪迅速升温的“加速蒙太奇”成为法国电影的一时之风尚，阿倍尔?冈斯的《车轮》和《拿破仑》中都有经典的表现，最短促处甚至只用了一两格长的极限画面。可见，汤姆?提克威在《罗拉快跑》中让人惊艳的同类处理也并非电子时代技术的新创造。就西方电影来看，镜头总体变长是有声片诞生以后的事，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保持一个相当的水平，60年代后期随着青年文化的兴起才又逐渐变短，一直到现在的水平。至于摄影机的运动和特殊视角，默片也曾发展到一个高峰，尤其在德国电影中有突出的表现，从而为后世留下《最卑贱的人》等不可多得的杰作。尽管没有现在类似斯泰迪康稳定器、电脑控制的空中遥摄摄影机、水下摄影机等先进的机器设备，并借此来制造摄影师的梦想视角和平滑移动，但默片的艺术家们还是在技术条件的时代局限下，创造出“自由的摄影机”让人惊叹的艺术效果。可见《瑞典女王》的缺乏运动是属于个别的选择，而不是时代技术的特性。 　　再如多种性质画面的混用，这在近年的电影中(包括电视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例子。新片《女王》中多处以当年的电视新闻素材画面开始一场戏，内容是被媒体追逐的戴安娜，戴妃车祸去世前亮相过的节目，或者是人们在白金汉宫前悼念戴妃的新闻追踪。将新闻纪实影像直接切入由一群演员搬演历史的表演性影像中，将两种在画质上和真实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影像直接剪辑在一起，使得现实与电影虚构世界的边际变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