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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推动公共政策民主决策 　　目前，互联网已发展成仅次于电话网的全球第二大通讯网络。互联网是人们精神交往、现实应用的平台。互联网的使用不仅增加了大众交往的方式，扩大了商务活动的空间，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上层建筑领域的结构和运作，对人际精神交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网络打破了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制约，使任何有条件上网的人都能成为信息发布者，因而也就使处于社会基层的普通公民，有了自己话语发布和传播的渠道。尽管这种话语权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相比传统媒体而言，网民无疑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网络媒体为公民民主监督和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低准入的平台。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互联网调查报告》的调查统计：“多数被访对象对于网络可能带来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充满着期待。有30.3％的人认为网络可以使人在政治上有更大的权力；47.9％的人认为网络可以使人对政府的行为有更多的发言权；75.1％的人认为网络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政治；59.3％的人认为网络可以使政府工作人员更关心百姓的看法。”网络使得公民对政策的知情权得以较好实现，提供了将部分政治权利还给公民、使公民参与政策的机会。具体而言，网络平台对公民政策参与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公民利用网络参与公共政策 　　 　　与传统的公民政策参与途径比较，网络媒体具有匿名性、开放性和自由性，公民利用网络参政的风险较小。 　　网络媒体的准入门槛相对低小，公民只要拥有基本的电脑操作技能，在任何一台联网的终端都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自己对政务的理解和观点，发泄自己的牢骚和不满，对现实发生的事情评头品足，对政府的处理方式与结果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相比网络而言，传统的公民政策参与途径则存在着公民身份暴露而带来的风险性问题。传统的制度内的政策参与途径是政府创建和主导的途径，有着特定的程序和严格的限制，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正式途径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种代议制民主参政是公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公民参政的辅助途径有：党和政府开设的信访方式，领导接待方式，不定期的座谈咨询方式，公示方式，听证方式等等。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途径是党和政府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克服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而开设的。除此之外，制度外政策参与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而兴起。这种由社会主导，公民个体或群体自发形成的政策参与途径不存在规定程序和特定内容，随意性和自主性都很大。网络参与作为传媒政策参与方式正在以其开放的空间和匿名的优势帮助公民干预社会生活和影响政策制定。 　　在网络世界，公民接受信息摆脱了被动的“灌输式”。网民可以主动、能动地下载信息资源，还可以通过咨询平台实现信息的共享。这种全新的信息自由体验使得网民行使知情权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知情危机得到一定缓解，公民参与政策的视野扩大，必然会提升网络使用者的政治功效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和自信力，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兴趣和意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容量大，使得网民可以凭自己的感觉和理性去判断、选取、提炼、分析政策信息，满足了不同利益主体获取个性化信息的需求，而这正是开放的社会对公民的贡献。在满足个体独立需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以包容、民主、自治为特征的多元化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媒体是公民社会导向的“功臣”。 　　网络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它具有了公共领域的特点。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完善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我国的情况不能完全套用这个概念。比如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刘涌案件等新闻报道就凸显出传媒在构建公共领域上的非同寻常的作用。互联网实践了传媒在事实上的公共领域的角色运作，逐渐地突出和强化了媒介的舆论监督与社会评判功能。在政治生活中，汹涌的网络舆情也对传媒的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和导向功能提出了迫切和实际的需求，在运行过程推动着社会公共空间的媒介生态环境建设。网络媒体呼应传统媒体，甚至推动和刺激着传统媒体，并与传统媒体一道逐步在搭建公共领域这个平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网络舆情有去权威化倾向 　　 　　网络交流具有低成本特点，网络社会不同于“金字塔”权利结构的现实社会，没有传统媒体强有力的“把关人”制约，所以，网络有一定的去权威化倾向，能够容纳不同声音，形成多向多元的网络舆情，这些都在某种限度内保障或成全着公民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直接民主。 　　从历史演进的历程看，科技与民主是两条并行不悖和相辅相成的道路，科技的发展推动着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