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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纸和笔 　　人世沧桑，岁月如歌，三十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的命运更是随之巨变，难忘的事很多：圆了上大学的梦，圆了坐办公室（脑力劳动）的梦，圆了入党的梦，圆了全家“农转非”的梦……在这些众多的“难忘”中，我感到自己追寻纸和笔的往事或许值得一书。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始终都在淘这两样东西，尤其近三十年来更甚。 　　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捡拾纸烟盒充作草稿纸甚至作业本是家常便饭，两分钱一支的铅笔要用到实在无法再用的地步，对同学们拥有的钢笔更是垂涎欲滴…… 　　记得那时为了把舅舅的心爱之物――一支金星钢笔和一本“首都”日记本弄到手，我不知动了多少脑筋，直到十三岁考上初中那年，才有了比较充分的“理由”强讨恶要夺了过来。可是，那支陪伴我读完初中的钢笔，“文革”开始后被我不慎遗失在“大串连”途中，为此我痛心了好久，而那本日记本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舅舅写在扉页上的“黄文斌”“胜利乡人委”和“一九五七年?6?1”等钢笔字样，至今还是那么鲜艳如昨。 　　仅有半年私塾学历的舅舅酷爱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受他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我不仅也爱读，甚至很早就爱上了写。为了满足稿纸的需要，我常跟故乡大队的会计、供销点售货员讨纸。因为一向交情不错，这些兄长般的乡亲知道我的爱好，特地将省下来的账簿活页、包装纸等送给我，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去插队远离故乡之后。 　　当然，上面这些都不足为奇。寒门子弟，哪个少年时代没有一两件这样的事？可是，近三十年来跟我一样煞费苦心淘纸和笔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了。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刚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有幸成为一名带薪学习的大学生。可是，月薪36块的我既要读书，又要养家糊口，根本无法购买教材之外的任何参考书。为此，报到之日便跟学校大吵了一架。 　　起因是当时学校规定新生必须买齐所有书籍，我因为买不齐而被拒绝起伙。此即是说，学生因为穷，连吃饭的资格也给剥夺了。我气得发抖，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将带来的自制练习本翻出来，厉声质问那位办事人员，就凭这些，我能不能抄书、听课、记笔记、做作业？如果能，我有入学通知书，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学习权利？…… 　　我的抗辩声终于惊动了校领导，教务长亲自赶来过问，当得知我的经济窘境，尤其是得知那些练习本都是用工厂包装纸的边角余料自制的后，他被打动了，不仅立即批准我办理起伙手续，同意我可以不买那些参考书，而且当场表示，将以学校的名义为我向原单位争取困难补助。 　　事后，教务处誊印室的一位老师还单独通知我，教务长特地关照过，我可以去誊印室拣那些印废了的讲义纸。于是，我就常去誊印室挑拣印废了的讲义做草稿纸。我的一本作文本，就是用废讲义纸做成的，因为上面留有写作课的结业习作和课任老师的评语，所以一直保留至今。而学校因作文竞赛奖给我印有校名的方格稿纸，我始终珍藏着没舍得用。 　　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新的工作单位，我的小说处女作也随之发表。为此，新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对我另眼相看。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有纸源问题了，单位里印有各种办公用纸，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却惟独没有我所需要的方格稿纸。我那时月收入虽然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元，足可以多养活一个人，但全家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下，要自己掏腰包买那一块多钱一本的文稿纸，还是多少有些舍不得的。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利用现有条件，土法上马，自己印制。我找来铁笔、钢板和蜡纸，自己刻好蜡纸，然后拿到打字室去，求那里的师傅帮忙印。单位里只有黑油墨，我需要的是绿颜色的方格稿纸，而绿颜色的油墨当时还不好买，只有印刷厂里才有。于是我又到处找同事打听，看谁在印刷厂里有“关系”，然后就托他们设法帮我去弄绿油墨……就是在这样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油印了一些土气十足的方格稿纸。 　　由于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上海，那家文学刊物又颇有些名气，因此我这个鼠辈就引起本省作家协会的关注，他们通过母校那儿的地委宣传部，四处打听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邀请我参加他们文学杂志社举办的笔会等活动，我由此便算是跟本地文坛有了瓜葛。往来中，我的唯一要求，便是找他们讨要一点专用文稿纸。作协也好，编辑部也好，虽然都不富裕，但倒也慷慨，尤其是当时的省作协秘书长刘家驹同志，一次就给了我好几本。 　　我不仅找“关系”讨要文稿纸，而且还在全国各地四处搜寻。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从鸭绿江边的丹东，到滇池湖畔的海埂，从北魏的都城，到南国的小镇，从兵马俑到西子湖，从皇城根到北部湾……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也不知几千里，有的地方甚至还一呆就是几个月。为了满足出差期间的办公需要，不论是临时落脚，还是公务长驻，每到一地，我都要去淘自己中意的文稿纸，就是那种字数标准、格子印在毛面的粗糙稿纸。 　　记得一九八二年出差途经上海，拜访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