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招待会现场口译中译员显身意识探究.doc

记者招待会现场口译中译员显身意识探究一 引言 就口译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译员从来就没有被视作是说话主体而能显“声”“形”。对译员的最高赞赏就是在口译过程中让人“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仿佛是当事人双方在直接交谈”，其被遮蔽、被隐身的程度可想而知。在国外，对译者的关注和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西方译界出现了面向译者和译入语文化的研究取向，译者和译入语读者的作用和位置才渐渐得到重视。而在中国，译者显身意识的研究起源于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即先把译者当成一个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传声筒，区别于机器。本文将口译特别是记者招待会现场口译中译员的显身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中西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明确树立译者的显身意识，解构传统翻译观强加于译员的隐身性，赋予其交际协调的权力，从而在口译实战中让译员感到释然和欣慰，主动协助当事人推进交际高效顺利地进行。 二 译者显身意识的中西方定义 以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德国功能学派（functionalist approach or skopos theory）视翻译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并认为这种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文接受者和译入语文化，而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这一点同样适合于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口译。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让世人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因此口译员特别需要考虑译文的沟通效果。从这点出发，译者更需顾及跨文化交际所涉及的各个层面，对原语进行理解并用另一语言来重新阐释。但是，话语的意义又往往是高度语境化的，动态而多元的，译员往往需要动用自己的知识图式进行理解，并根据“此情此景”加以必要的解释，因此，译员更多的是对话的构建者和沟通者，在对语言和意义进行加工操作时，其显身性显而易见。 那么，译员的显身性究竟是指什么呢？安吉莱莉认为，显身性（visibility）是指译员为了帮助双方跨越交际鸿沟而超越了传统及行规所赋予的语言符号转换者的角色，即不只是对讲话人话语意义的解码和编码，而是积极参与到交际过程中以中介的身份来协调交际进程的特性。 任文教授对译者显身性的研究始于其对译者主体意识的研究。他认为译员的主体性意识是译者作为口译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对于自身身处其中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译员在了解了当事双方的交际目的并了解到口译活动的当下性和瞬时性，充分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内在欲求，具有主动性和自主性特点。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指出译员的显身意识则是译员对自身的这种参与协调作用（而不仅仅只是进行语码转换）的意识。同时，任文教授指出了显身性的三个表现方面：（1）译员是信息的把关人（gate－keeper）；（2）译员是共同的谈话者（co－interlocutor）；（3）译员是交际过程的协调者（coordinator/ mediator）。 那么，这种显身性就指出，译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作用早已超过了两种语言的转换，绝不仅仅是传递语言的工具，不是透明而隐身的，而是积极参与到对话和交际过程中的，是谈话的参与者、构建者和协调者，既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又在交际过程中实施一定的控制，其角色是显露的，而不是隐蔽的。 现在的问题是译者显身后如何更好地控制对话和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如何更好地来构建和协调对话的展开？尤其是在记者招待会这类极为正式的场合中，译者是如何发挥“显身意识”，从而更好地完成交际任务的？ 三 记者招待会中的译员显身 就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口译研究来看，孙炳文、方圆指出，与其他口译相比，官方记者招待会的口译内容较特殊。第一，它总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相关，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名誉、利益以及国际关系。所以，译员不仅要精通语言，更要会运用语言。第二，政治内容较敏感甚至机密。译员在口译时，只能译出听到的部分，不能附带更多的信息。官方记者招待会中的语言都是正式的、简短的，甚至出于外交策略需要措词模糊。对于这样的语言和场合，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受到限制的。 徐亚男与李建英归纳中国政治外交措词的四点特性，分别为“明确”“婉转含蓄”“守分寸”“准确”，因此译员所传递的资讯也必须符合此四点。同时任小平认为元首讲话的场合为正式场合，因而口译员的灵活度低，译文尽量保持忠实，不可随意增加、删除、修改。 本文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正式外交场合对译员提出各类限制，译员在显身过程中更需动态灵活，既要配合经过深思熟虑的原语，也要符合目标语所属文化的语言习惯。正如国际著名口译学专家吉尔教授所说：“译员是演员，译员必须像演员一样艺术性地把从原语中接收到的信息，在讲台（舞台）上传递给听众。”因此，记者招待会现场口译中的译员将更加艺术、含蓄但又清晰地表达原语的含义，根据实际情况对翻译内容做出调整，以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