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支谦到西塞罗—中西古代翻译对比.docVIP

从支谦到西塞罗—中西古代翻译对比摘 要：中国和西方翻译传统历史悠久，中西古代翻译进程中存在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本文就中西古代翻译发展作简单的描述和对比，从而更好地融合中西翻译理论之所长。 关键词：支谦的佛经翻译；西塞罗的翻译活动；中西古代翻译对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19-01 我国佛经翻译经历了四个朝代，从东汉永平十年开始，至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衰落，历经千年。“千年译经活动”为我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支谦是译经盛世期间涌现出的著名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论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这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对翻译理论进行的论述。他在文中论述道：“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阙义，是则为善。”，“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传者，然辞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支谦的翻译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西塞罗，他被誉为西方翻译理论的奠基人。西塞罗从修辞学和演说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他在The Best Kind of Orator中论述道：“In so doing, I did not hold it necessary to render word for word, but I preserved the general style and force of the language.”。西塞罗认为译者应该像演说家一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并以此吸引、打动读者和听众的感情。西塞罗对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提出的“解释员”式的翻译与“演说家”式的翻译，即“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成为了西方翻译理论起源的标志。 中国与西方翻译传统由来已久，比较中西古代翻译时期，我们发现两者存在着许多差异。首先，在时间和规模上有差异。西方传统翻译比中国早二百多年，公元前一至三世纪，当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西方翻译史上掀起第一次高潮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三世纪起开起形成高潮，其规模也比同期西方翻译小得多，而且在此后近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陷入愚昧滞后的时代，直到明末清初才掀起了一场科技翻译高潮。 其次，古代翻译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年，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灾害连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宗教在中国的滋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佛教宣扬人生疾苦、因果报应，这些观点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要求，同时也满足了众多贫苦百姓企盼宗教拯救的需求。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的推动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受到广泛地欢迎和高度地重视。与我国不同，同一时期古罗马的翻译主流是世俗文学而非宗教作品。由于古罗马当时缺乏自己的文学传统，发现自己的文化不及希腊文化发达，他们急需借鉴翻译作品来达到促进罗马文化发展的目的。 而且中西方古代翻译理论表现出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别。我国翻译理论表现出来的悟性思维倾向，除了道安和玄奘等少数人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等系统理性归纳的见解外，大都没有分门别类阐述自己翻译理念的意识。翻译者们并没有形成普遍的、译者必须遵守的翻译原则。他们强调翻译必须依靠译者对于原文意蕴的独特“悟性”。相比之下，西方在翻译理论的总结上则呈现出很明显的理性思维倾向。他们注重对原文作者与文本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并考虑到读者的因素。例如西塞罗在The Best Kind of Orator 中指出：“They set up Attic orator as model for our imitation, speaking in the Attic fashion means speaking well.”任何使用拉丁语翻译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能使用狄摩西尼的语言和风格进行演说，可见西塞罗一方面强调了翻译者必须清楚“客体”即原作的风格，同时也强调了“学生”即译文的读者。不言而喻，西方翻译家在阐述理论时有明确的理性倾向和清晰的条理。 总之中国翻译理论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具有实用性，但多为主观经验的归纳，缺乏系统性；西方翻译理论注重理性分析，讲求科学和系统性。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既有相似性又各有所长。 参考文献： [1]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Beijing: 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