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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和耀州窑之煎茶器具(上) 　　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我国发现和采摘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据“茶圣”唐人陆羽在《茶经·七·茶之事》中考证：“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此资料源自《神农本草经》所载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在此处，古人将茶写作“荼”字。唐以前，“荼”有两种读音，读“茶”音时是专指茶叶的名词，读“荼”音时，用做动词如“荼炭”。此外，还将茶称作“”、“”、“茗”、“”等不同名称。到了唐代，为和“如火如荼”的动词之音律相区别，唐人将名词“荼”去掉一横，变成了专业的“茶”字。上述记载表明，早在中华文明创始之初的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了茶，并采摘茶作为解毒的天然饮品，为人类发现和应用茶叶使之成为重要的绿色保健饮品做出了贡献。 到了西周，周公姬旦在《尔雅·释木篇》记有：“，苦荼”，开始了我国文字记载茶的历史。再经汉晋六朝的逐步发展，到了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起来，特别因唐代佛教禅宗打坐的需要和文人士大夫大量吟诗咏茶的推崇，饮茶之风已深入到唐代社会的生活之中。陆羽是盛唐晚期至中唐初人，在其《茶经·六·茶之饮》中曾明确记叙，饮茶在当时已“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表明在盛唐晚和中唐初，饮茶之风已犹如磅礴的水流浸透在社会习俗之中。从西京长安到东都洛阳，从长江中游的荆楚，深入到巴蜀四川，已经遍及到家家户户都在饮茶。 饮茶在唐代不仅得到普及，而且在对茶叶的采、造、制、饮等工艺和方式方法上有了全面提高，进而更提升为一种文化层次的茶艺、茶道和茶文化。在唐以前，我国虽然已有悠久的采茶和饮茶之历史，但对饮茶的方式并不是很讲究。从汉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茗饮”的方法可说是与“蔬而啜之无异”，都是采摘茶叶煮汁而食的粗饮方式。到了唐代，不仅饮茶之风日盛，而且对茶叶的加工制作和饮茶方式也由粗变精，日渐提升、完善和讲究。正是此种“盛于国朝”的饮茶之风，为陆羽潜心于茶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和社会的物质基础，从而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 陆羽的《茶经》脱稿付梓于中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全书七千余言，分上、中、下三卷，包括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等十章，是一部系统研究、总结我国茶叶历史、源流、唐代现状、生产技术及饮茶技艺、茶具、茶器和茶道原理的纪实之作。《茶经》的问世，对我国茶业、茶饮、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天下盖知茶矣”，《封氏闻见记》所见之中唐时“自邹、齐、仓、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表明除家家户户都饮茶外，在全国不少城市还开了专卖煎茶的店铺。而被人们奉为“茶圣”、“茶神”的陆羽，在“鬻茶之家，陶为其象，置于炀器之间”，成为茶肆中供奉的茶神。 陆羽的《茶经》所记，全是唐代的真实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唐人制茶的程序大体为：采、蒸、捣、拍、焙、灸、碾、罗、煮等工序和方法，与我们今天的饮茶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的焙、灸、碾、罗、煮都是为煎末茶所必经的加工烹煮过程。这种“煮而饮之”的煎茶方式，比现今茶叶片冲泡的方式要复杂得多，所用的器具也很不一样。 唐代煎茶使用的茶器，在陆羽《茶经·四·茶之器》中做了详细的记述，共有二十四种之多。这二十四种茶具为：风炉、、炭挝、火、（釜）、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等。此外还有都篮，是专门用来盛装二十四种茶具的竹篮，将二十四种茶具全都装入此篮中，所以称为都篮。在《茶经·九·茶之略》陆羽虽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省略何种，但总体而言，煎茶饮茶的要求是应该十分完备的。在同一章文字中，陆羽曾专门指出：“但域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在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记有：陆羽“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都篮）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表明煎茶饮茶的二十四种茶具，在唐代曾普遍贮藏和使用。 唐代采用烹煮方式而流行社会的煎茶习俗，至五代和宋金依然流行。在五代宋金时期又出现了点茶和斗茶等新的饮茶方式及茶艺，但煎茶习俗依然延续不断。因此，煎茶所用的各种茶具，不仅唐代具有，五代和宋金时期依然存在。其遗风遗俗，在边远和少数民族甚至流传至今。 唐代煎茶的二十四种茶具，分别采用石、木、竹、藤、金属和陶瓷等多种材料制作。其中有不少为陶瓷器茶具。而铜川黄堡的耀州窑陶瓷茶具是其中的一部分。前文指出：盛唐以后两京地区盛行饮茶，中唐后两京便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以长安城而言，为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盛行饮茶，所需茶具应该是相当可观的，而位于唐国都长安京畿地区唯一的大型陶瓷窑场，耀州窑理所应当要为唐长安城京畿及国内其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