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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01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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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校园民歌
70年代 校園民歌
1976年,在淡江大學的一場民歌演唱會上,李雙澤在台上拋掉可樂瓶,拿起吉他開始唱「自己的歌」,國父紀念歌、西風的話,一首首耳熟能詳屬於「人民的歌」開始引起學生的陣陣共鳴。唱自己的歌!校園開始捲起民歌運動…… 民歌運動時期,與李雙澤併肩作戰的卑南族歌手胡德夫,在2000年末成大的一場音樂會上重唱了部份當年的歌,「夏潮網」將這些歌整理在人民音樂欄,提供大家收聽、下載、討論。「夏潮網」現正全力在整理當年李雙澤本人所唱的歌,預計在12月底前可以上線。
撰文:馬世芳 2001年9月1日 §3-1 醞釀與萌芽──從楊弦到李雙澤 民歌運動是從哪里開始的,其實很難說。受到美國大衆文化的影響,臺灣的年輕人從一九五○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熱門樂團,不過幾乎凊一色是翻唱西洋歌曲。英美流行音樂在六○年代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許多作品脫離了“靡靡之音”的範疇,替青年世代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和Joan Baez 社會意識強烈的民謠歌詩,對當時戒嚴體制下的若干臺灣知識青年曾經産主極大的衝擊。七○年代初,楊弦、胡德夫、李雙澤、韓正皓、吳楚楚因緣際會地相識,陸續寫起自己的歌;在餐廳演唱的黃曉寧和電視上的洪小喬也唱起自己寫的歌。他們抱著吉他自彈自唱的方式,不約而同地向美國六○年代的民謠歌手看齊,與時下濃妝豔枺的“歌星”或是搞熱門音樂的小夥子都非常不同。這與當時英美歌壇出現許多自彈自唱的Singer-songwriter,應該也有相當的關係。 這些努力一直沒有彙聚成有組織的力量,作品數量也不多。胡德夫曾經在一九七三年辦過創作發表會,李雙澤、楊弦都上了台,但這次活動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楊弦在中山堂的個人演唱會上唱了八首由餘光中的詩譜曲的作品,連同稍晚發行的專輯都獲得超出預期的重大回響,“現代民歌”運動至此才算有了眉目。一九七六年,在淡江大學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會上,李雙澤帶著一瓶可口可樂上臺問大家:無論歐洲美國還是臺灣,喝的都是可口可樂、聽的都是洋文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里?然後他在一片驚詫之中,拿起吉他唱起了《補破網》。這件事抓起的論爭進一步刺激了很多年輕人思索“唱自己的歌”的意義,然而李雙澤自己卻來不及留下太多作品,在次年不幸爲救人而滅頂。在蔣勳《臺灣的歌手──李雙澤》一文跟胡德夫的訪談紀錄中,都對這位早夭的熱血青年有相當生動的描寫。 李雙澤的思考方向由楊祖珺承襲下來,充滿民粹精神的作爲使她成爲民歌手中的異數,也指出一條朝向“社會實踐”的道路。由於洞悉體制上的不合理,楊祖珺後來投身社會運動、放棄了民歌,但她當年的嘗試的確饒富意義。除了本書中她的自敍,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她的自傳《玫瑰盛開》,對民歌運動的社會意義及時代背景當有更深刻的體會。§3-2 陶曉清與《我們的歌》 陶嘵清原本在中廣主持西洋流行音樂的廣播節目,聽了一些年輕人創作的歌曲之後開始在節目裏播放他們自己錄製的試聽帶,也極力邀約這些創作者上節目接受訪談。1977年,陶嘵清邀集包括楊弦、吳楚楚、韓正皓、胡德夫在內的許多歌手陸續合錄了一二張名爲《我們的歌》的合輯,由洪建全基金會出版,在完全沒有經驗、也無前例可循的狀況下,他們自己編曲、演奏,唱自己寫的歌,這是幾年來零星的創作力量第一次有組織地展現。《我們的歌》非常受歡迎,短短一年下到就賣了十幾版(請注意當時還是用“版數”來計算銷售量的),也連帶打響了“中國現代民歌”的旗號。“民歌”兩個字在當時引起許多爭議,傳統樂界的人士堅持這種音樂既非口耳相傳、又未經歷史淘汰,不能叫“民歌”,在報刊上引起一番不小的論戰。儘管各種替代名稱紛紛提出,卻不能改變一般大衆已經習慣用“民歌”來稱呼這個新樂種的事實。 陶曉凊持續在節目中介紹新近的創作歌手,一段時間下來,這些創作歌曲透過全國性的廣播得到非常熱烈的回響,也讓許多歌手得到參加演唱會與錄製唱片的機會。原本只是星星之火的創作風氫,已經在一兩年之間下知下覺燒成了燎原大火。這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年輕的知識份子開始認真地替自己寫歌、自己演唱,“唱自己的歌”成爲最響亮的口號。那幾年整個時代氣氛一直動蕩不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處處可見。在“大時代”的感覺底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背負著幾分使命感,寫歌大概都會提到社會國家和親情友情,而且總是重復推敲之後才敢發表作品。這些人幾乎都是學主、沒有人想要以寫歌唱歌爲業,所以完全沒有市場負擔或是商業考量,連帶保障了作品粗糙卻真誠的質感。 在陳達的歌、洪通的畫和雲門舞集席捲文化圈、掀起“尋根”熱潮的當時,楊光榮和簡上仁分別下功夫潛心研究中國地方民謠和臺灣傳統民謠、把心得融入自己的創作,作爲對學院派人士譏諷現代民歌“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回應,另外辟出一條草根味十足的路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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