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制度的生态化拓展研究.pdfVIP

1616 次 2004-8-30 论合同制度的生态化拓展 吕忠梅* 相对于传统民事合同，现代合同制度已经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环 境合同制度的建立应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或者说环境合同制度正是从民事合同制度的变迁 中获得了存在的基础与动力。现代合同法的实质公平、社会本位、契约有限自由等理念为将 环境保护的义务贯彻到合同之中，约束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环境保护提供 了基础和前提。我正是在追寻合同制度从自由到公平的历史变迁规律中，发现了对合同制度 进行生态化拓展，设计环境合同制度之路。 合同制度的演变与生态化 合同制度自罗马法建立以来，就是民事活动的重要法律准则。但这一制度与其它制度一样， 不断受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与经济政治观念的影响，也不断发生着变迁。考察合同制度发展 的历史，其变迁可以从契约自由思想的变化角度归结为三条基本线索：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 义；从完全的意思自治到有限意思自治；从契约自由到对契约自由失衡的矫正。这三条线索 既存在分离，也有复杂的交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法律 的不同需求。在现代，由于经济发展规模化、社会关系复杂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诉求 团体化对法律提出了社会化要求，合同法为了适应这些变化逐渐改变了其高度个人主义的态 度，开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合同制度的核心也从自由转向了公平。这种转变对于 保护环境权这样的公益性权利意义巨大。 1.合同的社会化 合同演变的历史表明，由于契约自由的思想演变而发生了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我 将这种转变归结为合同社会化过程。合同的社会化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1）绝对意思自治（任性）的淡化。现代民事合同对契约自由原则进行了限制，这是合同社 会化的首要表现和根本所在。 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对等级和特权社会的反叛而产生的 自由平等观念，以政治上的为权利而斗争和经济学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为背景，反映在法学上 即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史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当个人主义思想 发展到极致时，必然向自身的反面运动。从更加注重公共领域的社会观念、国家干预的经济 思想，到法学上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最终使完全的契约自由失去了现实和理论的 根据。因此，建立有限契约自由理念，注重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及其公平价值，是新的 社会经济条件下合同制度发挥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的最佳选择。 （2）普遍意志的介入。民事合同“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从而它仅仅是共同意志”。但社 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建立在个人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单纯共同意志也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 表现为普遍意志的介入。社会生活的组织化、技术化、法则化使得合同的重要性增加，普遍 意志对合同的介入和规制则越来越细、越深 。在这一过程中，合同逐渐扬弃了作为本质的个 别契约自由，而成为以遵从社会普遍意志为前提而设定权利义务的一种形式，主要表现在 ： 对主体强制性规范的增多，对合同内容的限制增多，对合同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机关的设 立，政府在从事经济活动和管理中对合同的运用，以及合同解释原则的变化等。 普遍意志对合同的介入直接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使合同成为国家进行个别调整的 方式，成为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互相融合进而设定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法律形式。 （3）合同主体范围的扩大。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质要求合同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 互相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互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因此，国家不能作为公法 主体介入合同关系。但对契约自由失衡的矫正和普遍意志介入合同使国家参与合同关系成为 可能和必要。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普遍意志的代言人，通过立法、司法或行政管理的手段 对私人间的合同进行规制，以保证合同当事人意志不与公共意志相违背；另一方面，国家（以 政府为代表）可以与私人订立合同，直接实现社会普遍意志与个人意志的调和。 （4）合同客体的普遍化。民事主体的权利是个人化的权利，需要有明确化、个别化的界限， 以便将其归于个人，因此民事合同的客体只能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 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但如果将合同作为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和实现社会 公平的手段，则合同的客体将不限于“个别外在物”，国家意志支配的物和其他利益，只要能 够明确为一定的权利义务，都应该可以成为合同的客体 。 总之，合同的社会化不仅仅体现为一些理论上的变化，在实践中也为扩大合同的适用范围、 发挥合同制度更为广泛的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开辟了通道。 2.合同的生态化 合同社会化的实质是在对合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