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电影评论看夏衍早期电影理念的矛盾性和突破.docVIP

从20世纪30年代电影评论看夏衍早期电影理念的矛盾性和突破 　　[摘 要] 夏衍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评论对电影特征及运作规律的阐述有其左翼理想化色彩的一面,但在触及当时电影生成环境中电影创作商业和思想间的矛盾时,除了仍强调社会批判内容和教育功能外,更强调题材的广泛、细节的真实和日常化及人物形象的生活化、形象性,希望以这种贴近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在市场考量和思想表达之间取得平衡点。 　　[关键词] 左翼电影;电影评论;夏衍;大众化现实主义 　　 　　从1930年《有声电影的前途》开始,一直到1939年,其间夏衍见诸媒体的电影评论共有70来篇①,绝大多数是电影影评,对美、苏、德国等国影片的评介占了近70%,国产片的篇数约占17%,其中还包括4篇对自己编剧电影的解释或声明。夏衍没有系统地、完整地阐述过他对于电影特征及运作规律等的理念。但梳理这些电影评论,基本可以勾勒出其在20世纪30年代对电影特征的理解及现实环境中电影创作如何贴近大众需求且传达思想的思考线路。 　　一、理想化彼岸:摆脱商业主义、强调教育文化功能的“大众化”电影 　　夏衍30年代初入影坛时,观摩占据中国电影市场最大份额的美国电影以及被夏衍视为创作理想的前苏联电影,成为其学习电影的一个重要方式。对这些电影运作规律和功能特征的阐述,夏衍往往将二者将以对举,此岸,是当时的欧美及中国电影,而彼岸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前苏联电影,或者说他心目中理想化的电影世界。美国电影 “大部分是投合小市民心理的非现实性的所谓“娱乐影片”,(《电影作家的态度问题》164)他批评 “在好莱坞,那些大规模的“梦的制造厂”,日夜地制造着各种的新梦、好梦、噩梦、悲哀的梦、轻快的梦,在白纸一般的观众常常不自觉地将这梦境当做人生旅途的公园和休息所。好的梦,人们希望它长,可是,噩梦则希望是短的。挤在带着微笑的人丛里面,望了望都市的灯光,我叹息了。( 《闺怨》偶语142)他认为这种“娱乐”特征,就是建立在“非现实”的基础上面” (《电影作家的态度问题》164),“居住在听不见市声的高楼,宴息于不知道秦汉的世界和我们局促于衣食、奔走于赡养没有丝毫共同点”。(《闺怨》偶语141)也就是说,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深入,而他认为经济危机下的大众更渴望看到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对于娱乐并暂时抚慰民众的功能,从当时社会制度的否定者出发,他认为只能带来消极的影响。 　　而理想的电影创作方式应该是在创作手段和流通的部分不受“任何商业的约制和卑俗的集纳主义(journalism此处应指新闻猎奇、趣味主义。笔者加)的支配。他们可以不再考虑金钱的利害,也就是可以不必牺牲自己的信仰、才能和名誉心而迎合一切的趣味”,从而获得了“完全的思想的自由”。他认为前苏联电影存在着摆脱了商业主义的“大众化”特性,“在苏联,支配着电影艺术家的不再是商业的资本而是大众的要求,观众对于艺术家要求着鼓励他们斗志和提高他们的情操的作品。艺术家用他们的艺术创造了有艺术情操和鉴赏力的观众。”(《苏联电影十七年》144)而大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在丰富化了的现实生活里面,他们热心期望着自身文化水准的提高和要求着魅惑的使他们心灵跃动的、健康而丰饶的艺术作品”。这里显然把大众理想化为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的群体。但在另外几篇影评中,夏衍又显示出对理想化电影王国中大众自觉性的犹豫,所以他更加强调电影的教化培养功能,他声称“当观众自己得到了电影的时候,当电影被把握在社会主义文化的真实的活动家们的掌中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大众教化的一种最强力的武器”。所以美苏电影的区别,在于“当好莱坞、柏林、伦敦的电影制作家在恐慌的喘息中间苦心焦虑地计算着如何可以获多一分利润的时候,苏联电影当局者却只带着胜利的笑容,计算着电影的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与文化的收获”。(《雪耻》评120) 　　在夏衍20世纪30年代的影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构架的理想化电影是摆脱了商业主义,让电影制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良心和思想来自由创作,他肯定电影的大众化特征,而对理想化电影如何满足大众需求,他此时思考还未清晰,从表述上只能看出,一方面他认为改变了的社会能使得大众的电影需求本身发生积极的转换;另一方面他认为新时期电影强调的教育文化功能能够培养、提高大众的兴趣需求。对于这一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后,主管文化电影并仍参与编剧的夏衍,在终于实现基本摒弃商业主义的电影制作和发展后,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入的思考。 　　[BT1]二、现实平衡点:贴近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 　　1934年发表的《电影批评的机能――电影批评夜谈之一》充分显示了夏衍作为一个带着左翼理想进入电影界的编剧内心的挣扎和思考。文章强调企业支配电影艺术的一面,认为电影作者是“一个企业制度下面的电影工厂的工人。所以当他选择题材和决定主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