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书桢”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底层关怀.docVIP

从“刘书桢”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底层关怀 　　［摘 要］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和《高兴》的创作时间仅隔两年，分别描写了农民工的进城潮和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态，是反映当下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两部长篇力作。但两部小说题材上的连贯性不是作者的有意择取，而是贾平凹多年的现实关注所致。本文主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刘书桢”到小说中的农民工“刘高兴”形象的变异，探索和揭示小说《高兴》的建构过程及其作者的底层关怀特点。 　　［关键词］ 贾平凹；《高兴》；刘高兴；农民工；底层关怀 　　 　　贾平凹在200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秦腔》中叙写了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棣花街的变化和家乡父老的生存图景，而且在这本书中已透露了农民进城务工，村里青壮劳力短缺，进城的潮流呈愈演愈烈之势，但作者未作展开描述。2007年的新作《高兴》以拾破烂者的独特视角谱写了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和无望未来，为此“刘高兴”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代意义，而且无疑超出了作者最初的写作预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由于《秦腔》和《高兴》在题材连贯性上的不谋而合，可以称其为姊妹篇。尽管《高兴》没有全景式地描写农民工的方方面面，但其刻画的几个人物的生活无不尽显“底层”二字，放大了他们的生活看便具有普遍意义。贾平凹努力在苦难的底色上涂抹“高兴”的亮色，反倒浓厚了底层生存苦涩和无奈的氛围，不管“刘高兴们”的命运如何？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们依然满怀希望地涌向城市，这是人的物质欲望使然，时代氛围使然！ 　　贾平凹眼中的“刘书桢” 　　生活中的“刘高兴”原名叫刘书桢，是一个很文气的名字，20年前进军西安时改名为刘高兴，同时把儿子的名字改为刘热闹，从中可看出开朗、乐观和幽默的本性。一来他们那一辈都是“高”字辈，二来就图个吉利。刘书桢是贾平凹的小学、初中同学，中学毕业后参军，还当过副班长。他生养了三女一男，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女儿，生计困顿的他到秦岭山上背过矿，到灵宝当过建筑小工，市场上摆摊炸过油条，还开过一个小饭馆，但却一个个好景不长，勉强度日而已。1997年刘书桢投奔先行进城的儿子，干起送煤的行当，老伴儿也进城当保姆，从此有了比丹凤老家好得多的收入，在家乡盖起了新房，解决了儿子娶媳妇的一大硬件条件。刘书桢的下一个目标是贷些款，囤些煤，自己开展批发业务。1951年出生的刘书桢身体很好，每天端着蜂窝煤上下楼也没觉得累。他感觉自己还没老，还要在西安浪下去，直到干不动了，显然是乡下农民的本色。贾平凹曾经造访过刘书桢的西安租住屋――四面透风的工棚，用砖头支起的床铺，被褥凌乱，脏得没有颜色，锅碗瓢盆和蜂窝煤炉子都放在地上。老同学的此情此景，无法不令贾平凹为之动容。但刘书桢对他目前的收入和自由职业颇为满足，可以说此前是从未有过的，不难想象当下农村贫困的现实。刘书桢说，自己的烦恼很多，名字只是标明一种生活态度，过去为了生儿子颠沛流离，有了儿子，又为了众多的子女吃苦受累。但他永远能从生活中找到平衡，找到乐趣，而且他能将快乐放大，把烦恼化小。虽然小说《高兴》的素材并非皆来自刘书桢，还包括作者对西安拾破烂族的深入体察和感悟以及对人物原型的变异，但小说的主要基调却来自刘书桢的生活。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所写：“刘高兴当然还在西安，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他是一个半月回去照料一下地里的庄稼，然后又来到西安，每次来了不是给我电话说他又来了，就是冷不及地来敲门。他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我就说了一句：‘咋迟早见你恁高兴的？’他停了一下，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呢？’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是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写了。本来是‘刘高兴’的事萌发了要写一个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困境。这部小说就写刘高兴，可以说它是拾破烂人的另类，而他也是拾破烂人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活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快乐。”［1］贾平凹感悟得的确不错，若按原来的路子写下去就是类似拾破烂者的生存记录了，很难超越素材的束缚和替底层代言的老套子。“刘高兴”身上恰好承载了当下民工潮的两个含义：一是民工潮的形成原因，二是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和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 　　贾平凹对刘高兴的笔下处理很高明，既让刘高兴从事拾破烂的行当，又把他处理成有别于一般的拾破烂群体，是一个有高中文化底蕴的进城农民工，年龄上也与刘书桢拉开了距离，仅仅30出头，多少有些类似于路遥笔下的高家林，只是没有那么高的进城起点。为此一些论者认为，刘高兴不像农民工，不像我们常见的拾破烂者，反倒像伪装的知识分子，甚至像贾平凹本人。笔者倒以为把刘高兴设定为高家林似的返乡知青更为入情入理。高家林是走关系入城遇挫，刘高兴是自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