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以“犀”为贵.docVIP

杯以“犀”为贵 　　随着民众收藏热的升温，“竹木牙角”以精湛的工艺、独具的审美情趣，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成为投资升值的热门之选。“牙”即象牙，“角”即犀角，因材质的稀缺、雕刻难度大，较之竹、木材质尤显珍贵。犀角工艺品又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更显珍奇，古人甚至将其与“夜明珠”相提并论。香港“松竹堂”主人、犀角藏家霍满棠曾对犀角雕的存世量做过研究，得出了世界犀角存世量不足4000件的结论，其中犀角杯占到了95％以上。犀角因其独特的天然形状多制作成犀角杯，犀角杯曾经是只有帝王和皇亲贵胄才能拥有的奢侈品，这种贵族身份使得它每每在市场上出现时，必引起藏家们的一番你争我夺。 　　 　　历史和材质构成犀角杯的珍贵性 　　 　　犀角制器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诗经》载：“兕觥，以兕角为主，容五升。”“兕”释义为：雌犀牛。据此可知，早在青铜器盛行的商代便已出现了犀角工艺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犀角的珍贵。《塞诗外传》载：“太公使南宫适至义渠，得‘骇鸡’犀以献纣。”(古有传说：鸡见犀而惊骇，故以“骇鸡”命名“犀”。)商周至春秋时期，我国境内犀牛数量众多。犀牛皮是制作盔甲的上等材料，到了战国时期，连年混战使得犀牛遭到残酷捕杀，加之气候变化的客观原因，导致犀牛几近灭绝，难得一见。《战国策?楚策》载：“遣伎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由此看见，在当时犀角制品已经因数量的稀少而愈发珍贵，甚至已经成为与“夜光璧”相类的宝物。汉代，犀角用材开始从东南亚一带输入。据《汉书》载：“南越王赵陀献文帝犀角十。”这说明犀角在中国已经难觅其踪，只能靠臣国的供奉来满足上层社会对其需求。 　　就材质而言，犀角杯的材质分为亚洲犀角和非洲犀角两类。非洲犀角包括黑犀犀角和白犀犀角，亚洲犀角包括苏门答腊、爪哇、印度三类。非洲白犀犀角的颜色并非字面理解的白色，而是有嫩黄色、灰色两种。而黑犀犀角的颜色则有嫩黄色、灰色、黑色3种。而且就整株犀角来说，颜色绝不会是一致的。亚洲犀角的颜色则是不确定的，多为黑褐色或黑红色。也有人认为是浅色的或黄色的，以有花斑的最为上乘。 　　有学者分析：导致犀角杯存世量稀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犀角独特的药用价值，人药需求量的提高使其愈发稀少，用作制作犀角杯的材质更是少之又少。二是犀角不宜保存，特别是埋藏地下极易腐烂。因此，传世犀角杯显得尤为珍贵。 　　 　　明清犀角杯贵在雕工与题材 　　 　　唐宋时期的犀角杯的制作原料已经大部分依赖进口，从年代上来看，虽然明代已有非洲犀进口，但大部分明代犀角杯还是亚洲犀所制。非洲犀材质的犀角杯到乾隆时期才开始大量制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犀角雕是现存于日本正仓院的一件唐代犀角杯。至明代，犀角制作工艺步入繁荣时期，到了清代中期更是达到了历史顶峰。这种繁盛的局面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促成的：首先，原材料充足，东南亚地区有着充足的犀角供应。18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后，民间自由贸易的发展，非洲犀角由广州进口输入我国，为犀角工艺的发展奠定了极大的物质基础。其次，由于明清两代经济富庶，皇家专门设立了御用作坊来满足皇家的需求，促进了犀角杯的制作。再次，雕刻名家辈出，文人、士大夫崇尚淡雅精致的风尚直接影响犀角杯这类雕刻工艺品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创造出面貌各异的犀角杯。最后，竹、木雕刻工艺应用到犀雕工艺中，扩大并丰富了犀角工艺的题材及样式。 　　 　　明清两代的制犀名家有： 　　濮澄，竹刻大家。据《太平府志》载：“有巧思，镂刻名世，一切犀玉竹皿器，经其手即古雅可爱，公卿慕致一簪一盂，视为传宝。” 　　鲍天成，明代制犀名家，被誉为“吴中绝技”之一，上海博物馆藏有其制作的“透雕浮槎犀角杯”。 　　尤通(有人认为是与尤侃为同一人，但无可靠文献证实)，明末清初制犀名家，“擅雕刻犀象玉石玩器，精巧为三吴冠。”他的作品冠以“尤犀杯”的美名。 　　蒋烈卿，明代制犀名家，多作仿古器物。 　　方弘斋，明代僧人，擅长雕刻犀角、玛瑙、刀法出神入化，细入毫发。 　　胡星岳，明末清初治犀名家，以雕刻夔龙、仿古题材著称。 　　周文枢，明末清初人，善制犀角杯，擅长山水人物纹，自成一格。 　　明代传世的犀角杯多为嘉靖、万历时期制作，艺术风格与同时代的竹木、玉石雕刻风格相类，纹饰题材包括人物、花卉、山水等。清代宫廷造办处从雍正时期开始制作犀角杯，乾隆时已达到鼎盛。风格多以仿古为主，尤其到了乾隆时期，犀角杯造型渐趋多样化，且器形种类不断增加，除杯外，还出现了圆雕人物、清供雅玩、文房陈设品以及诸如爵、鼎、羽觞等仿古器形，达到了犀角杯工艺的极致。清代后期，犀角进口渐少，犀角多作药用，此时的犀雕不仅最少，且纹饰简单、工艺粗糙，犀角雕刻工艺日渐衰败。但这也为后来犀角工艺品在市场得到认可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