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渠宝笈》价值几何”说起.docVIP

从“《石渠宝笈》价值几何”说起 　　2009年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刊载《郭庆祥谈清代皇家宫廷艺术收藏品》，对清宫收藏特别是《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提出“《石渠宝笈》价值几何”的质疑。此后，陆续刊发石建邦《雅俗是相对的――与郭庆祥先生商榷》、孙逊《盲目的文化自傲――读到郭庆祥先生的大作有感》及郭庆祥《石渠宝笈价值几何?天价拍品源于宫廷收藏》。 　　一时间，声浪凹起，好不热闹。 　　 　　《石渠宝笈》混杂赝品 　　 　　《石渠宝笈》收录的书画，大多数历代名家真迹绝大部分是稀世精品，不乏宝中奇珍，堪称价值连城。即便是收录的赝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水准极高，如御题黄公望款《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沈周款《庐山高图》等。息心静气翻检《石渠宝笈》，堪称真品绝世、赝品不劣。 　　乾隆帝题跋仿本《富春山居图》一事，需要客观地看待。首先，先收到和看到仿本《富春山居图》应该不是乾隆帝，而是当时深得乾隆帝信任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如高士奇等。那件被明代邹之麟誉为“右军之兰亭，神而圣也”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现分藏台湾故宫和浙江省博物馆，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十余本)究竟是高士奇等人没眼，还是故意将珍品、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仿本进呈给乾隆帝使其因深信人而深信进呈之画呢?抑或是文臣的鉴定取向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不得而知。乾隆帝终究不是专业或曰职业鉴定家，即使是一生致力于书画鉴定的专业或曰职业鉴定家，也不能保证其鉴定万无一失、绝不出错。乾隆帝对仿本《富春山居图》反复题咏，编入《石渠宝笈?初编》是一个失误，当《富春山居图》真迹出现后，乾隆帝的表现和处置态度非常可爱。北京故宫博物院杨丹霞言：“皇帝的尊严既不允许他当众承认自己‘没眼’，又不能眼睁睁让好东西跑掉，只好命词臣梁诗正将黄公望真迹题为伪品，后来，此卷亦被编人《石渠宝笈?三编》。”乾隆帝此举是高明的改错行为，既无奈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又务实地保存了古人的真迹。 　　 　　“追风”不可取 　　 　　郭庆祥先生提出“《石渠宝笈》价值几何”后，追风者前赴后继，如《质疑》称：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官方修史是推行“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统治策略，而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历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记录文献，其目的就是推行和倡导官方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当朝者歌功颂德。……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序化的清初“四王”的作品成为官方的绘画标准。这可能是他确实喜欢“四王”绘画的缘故。同时，从政治意义上看，“四王”作品的画面所呈现的“平淡面貌”恰与统治者希望达到“天下安定”的政治目的相符合。所以，此后乾隆编纂的《石渠宝笈》也同样渗透着皇家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是要建立维护皇家需要的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推崇。 　　如果将上文“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这一界定词组除掉，余下的“官方修史是推行‘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统治策略，而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就是推行和倡导官方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当朝者歌功颂德”应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必须推行和实施的“国策”。 　　至于所谓“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序化的清初‘四王’的作品成为官方的绘画标准”是事实，但康熙帝还是两次召见了倡导“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四王”领袖人物之一王原祁也感叹：“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简单而又武断地理解为“从统治者对待‘四王’和石涛的不同态度，就可以看出统治者真实的鉴赏能力和水平，他们一方面彰显对汉学文化的推崇，一方面也表露了他们对汉学文化的某些误读。” 　　从康熙帝力推“四王”并包容“四僧”及王晕、王原祁分别因博尔都之请在石涛的两幅《兰竹图》补画坡石、对“四僧”暗送秋波的情况看，在朝的“四王”和在野的“四僧”这两大阵营并没有势不两立而老死不相往来。真正将“四王”和“四僧”完全对立起来的是带有相当“政治色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然间，一下子将“四僧”抬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使“四王”在近百年来一直不断遭受鞭尸之痛。 　　就艺术论艺术，“四王”自有其它人不可替代的艺术意蕴和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四僧”具有开拓精神，也难免存在不可效法的弊端，黄宾虹1947年《与郑拙庐书》言：“石涛大有才气，功力亦深；晚年署耕心草堂之作，用笔浮滑，殊少遒劲，顿失国画正轨。”“石涛未免浮烟瘴墨之弊，开扬州八怪江湖恶习；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净。”陆俨少也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的《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