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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之物到美学精神的升华 　　竹子竿青叶绿，婀娜多姿，形态优美，千百年来它不仅美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因为它存活易，生长快，又是人类家居生活乃至国家事务中取用十分方便的良材。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竹子的实用功能被人们充分开发，在农业生产、军事、文化、日常生活等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日常生活中竹制的桌椅板凳、农具，如武器上原始的竹弓竹箭、春秋时期的抛石机、宋代的火药箭和后来的竹管火枪等；文化载体上有竹简、竹纸、竹制乐器等等，竹制的笛子、二胡、箫、筝、琴等是我国古典音乐的主要传播工具。我国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宋代以后用竹造纸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 　　 　　竹文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竹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它的实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因其生物特征为士大夫阶层所欣赏而被赋予了很高的人文含义，促成了竹子这一植物从自然到精神的升华。竹竿中空而挺拔秀丽，竹叶翠绿而潇洒多姿，无论风晴雨雪，四季常青，文人士大夫们把竹子的这些生物形态特征总结升华成了一种做人的精神风貌，作为虚心文雅、高风亮节、中通外直、宁折不屈的品质象征，被列入人格道德美的范畴，其内涵已成为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最有名也最多被人引用的是苏东坡的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原诗是这样写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轼《于潜僧绿筠轩》)。此外“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也成为中国文人“诗意栖居”的理想。竹子因文人的渲染而演绎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且独特的竹文化，对中国文学、绘画、工艺、园林、音乐、宗教、民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无数与竹有关的古代艺术品因而流传下来。在文人理念的影响下，宋代开始兴盛的文人画多以竹入画，明清以来勃兴的同样渗透着文人理念的雕刻艺术也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竹刻：化平凡为神奇 　　 　　竹刻分竹面雕刻(笔筒、香筒、臂搁、扇骨等)和立体圆雕(用竹根雕成立体形象及器物)两类。其中竹面雕刻又分阴刻和阳刻两种。阴文有毛雕(最细最浅的阴文雕刻)、浅刻、深刻和陷地深刻4种，阳文有留青、薄地阳文、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5类。竹刻名品往往集多种竹刻技法于一身。竹刻虽然是以竹子为自然材质，但它糅合了文人诗书画印多种艺术表达形式，使普通、平凡、自然的材质上升为艺术的奢侈品。竹刻是竹文化的具体体现，是可以把玩触摸的艺术，也寄托了文人或市井百姓的人生梦想。 　　竹面雕刻题材广泛，平面艺术中能用绢素表现的题材如书画等，竹面雕刻均可为之。而竹刻的立体圆雕题材也十分广泛，从传世品来看，所刻人物有历史人物、仙佛道释、童叟仕女等，山水陈设有峰峦云水、树木人家等；鸟兽有鸾凤鸳鸯，鸠鹑凫雁、辟邪狮象、猿马牛羊、虬龙虾蟹、蟾蜍青蛙等等，花木有菘瓜菱豆、佛手葡萄等，此外还有雕成古松盘结、枯木桠权状的罂洗杯爵等。 　　我国竹刻历史悠久，目前所见最早的竹刻艺术品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彩漆竹勺，勺柄以龙纹及编辫纹为饰，用浮雕、透雕两种技法。文献记载唐宋时期也有各自的竹刻名家名品，但竹刻发展成一种专门艺术则在明中期以后，主要盛行于明清时期，可分为明代、清前期以及清后期3个阶段，其题材与意境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很深。 　　明代竹刻名家自朱鹤始。明正德、嘉靖年间，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朱鹤(朱松邻)以刀代笔，将书画艺术融入竹刻，开创了以透雕、深雕为特征的“深刻技法”，将竹刻从附属于实用工艺的窘境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雕刻艺术。其子朱缨(朱小松)、其孙朱稚征(朱三松)推陈出新，朱缨的刀法比朱鹤更为丰富，而朱稚征的成就更进一步超过了父祖辈，刀法神妙，风格简洁精雅、古朴淳厚。祖孙三代奠定了嘉定竹刻艺术的基本品格，在历史上被人称为“三朱”。明代竹人除了以深刻技法名世的朱氏父子外，还有以浅刻或略施刀凿即可成器之濮仲谦，以及以留青刻法闻名的张希黄等。 　　 　　自清初至乾隆为清前期，此时的竹刻名家有吴之瑶、封锡禄、周颢、潘西凤四人。吴之?[是三松之后的嘉定第一高手，除立体圆雕外更善浮雕，刻竹年款多在康熙前叶。吴之瑶之后封氏三兄弟锡爵、锡禄、锡璋皆刻竹，其中杰出者首推封锡禄。康熙四十年(1701年)锡禄、锡璋同时进京入值养心殿，名声大振。锡禄擅长圆雕，以新奇见胜。周颢字芷严，擅长以多种刀法刻各种题材，最为时人称颂的是其所刻山水，他是将注重神韵意境的南宗画法融汇入竹刻的第一人。潘西凤号老桐，他崇尚返璞归真，所刻竹品多随意刮磨而得自然之趣。四人技法冠绝当时，后人难以企及，为竹刻历史的鼎盛期。清后期竹刻名人多于前期，但堪称大家者寥寥，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