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批评的歧途.docVIP

当前文艺批评的歧途 　　 文艺批评不但应该重视“怎么说”，更应重视“说什么”。文艺批评“怎么说”取决于它“说什么”。但当前文艺批评却存在一种偏向，即不管文艺批评“说什么”，只是追求“怎么说”。这种舍本求末的偏向必将当前文艺批评引入歧途。 　　有人提出：“时代会不同，但批评的精神不应当有什么不同。任何时代批评都应当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畅所欲言，不留情面。”这就是在没有分清“说什么”的是非时过分强调文艺批评“怎么说”。而文艺批评如果没有正确地把握所是和所非这种客观对象，而是盲人摸象或睁眼说瞎话，那么，无论是鲜明的“是”与“非”，还是热烈的“是”与“非”，都可能陷入捧杀与棒杀的尴尬境地。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有人则认为：“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不是在作品中寻找现实的投影或时代的印证，而是揭示蕴藏在作品深处的作家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深刻的人文情怀，从而展开对超越现实的人生意义（意味）的理想诉求。这种理想性的精神内涵，决定了文学批评必须保持对作品（和现实）的距离，即它在说‘是’的同时也要说‘不’，反之，在说‘不’的同时也在说‘是’。对于现实，‘先锋批评’过去只说‘不’，而现在只说‘是’。”因此，“先锋批评”亟需重建批评立场，恢复对文学的信念和虔诚，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其实，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我们不能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把握的对象。鲁迅当年提出：“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这是在确定了正确的是非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先锋批评”对于现实只说“是”，还是只说“不”，取决于批评对象，而不取决于批评主体。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这里，批评主体说的对与不对是关键，至于批评主体怎么说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不问批评主体说什么，而是质问批评主体怎么说，就是本末倒置。 　　这种舍本求末的文艺批评的恶劣发展就是不以文艺批评“说什么”定是非，而是纠缠批评主体的动机和身份，达到以人废言的目的。2007年，肖鹰在《当代文坛》第4期上以“从‘求真悦学’到‘视学为术’――‘于丹现象’批判”为题指出，陶东风以“什么样的人最宽容于丹，什么样的人最忌恨于丹？”为题判断批评于丹的是与非，是以人的身份立论，因人论言。陶东风认为：“一个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学者，对于于丹就越宽容。这就难怪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很多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真正对手实际上是自己学术圈内的同行，所以，他们大力肯定于丹的‘普及工作’，却很少提及同行中的新锐们的创新成果。至于最最忌恨于丹并大力声讨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学术圈内还不怎么出名和站稳脚跟的人，他们或者是准备进军学术圈、并力争获得同行承认的人，正当他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之际，学术超女于丹的出现使得他们方寸大乱，再也坐不住了；或者本身就非常希望成为‘学术超女’‘文化奶妈’的角色，现在于丹抢在他们的前面出名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啊。”陶东风的这种文化批评是按照行为的动机来判断一切，而不是以人的身份立论。这是一种典型的粗鄙实用主义文艺批评。肖鹰认为于丹的横空出世并突然走红是“不学有术”。这种“不学有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她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使用自己有限的学术知识，以达到某种功利目的。肖鹰质疑了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的身份和资格。这种质疑显然是一种以人的身份立论的文艺批评。 　　其实，肖鹰的这种文艺批评不过是维护一种现存学术秩序。陈胜在造反时响亮地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现存秩序是王侯将相是有种的。否则，陈胜在造反时就不会提出这种质疑了。而当前有些文艺批评家努力维护的正是这种王侯将相有种的“秩序”，对可能打破这种现存秩序的人都要进行身份和资格质疑。的确，学术权威曾经写过奠定他学术权威地位的学术论文，但是并不等于他永远能够写出权威学术论文。否则，就不可能出现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发展就会在某一个阶段终结了。正如人们现在判断一篇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