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都市语境中１９８１年版电影《子夜》再审视.docVIP

当下都市语境中１９８１年版电影《子夜》再审视 　　摘要　1981年版电影《子夜》这一影片的问世和上映，至少起到了三大方面的作用。这部电影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代诉求：一方面起到历史修复的作用，为今后都市电影制作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都市叙述的要求。正确处理了都市叙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也因此忽略和遮蔽了小说《子夜》中丰富的都市元素和美学内涵。 　　关键词　《子夜》；小说；电影，再审视 　　 　　电影《子夜》根据现代文学大师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由现代著名电影艺术家桑弧1981年编导。毋庸置疑，新时期伊始，这一影片的问世和上映，至少起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参与了新时期文学艺术拨乱反正(从“左”的文化政治路线控制下走出来、还文学艺术以自身本位等)的大叙述，也参与了像茅盾、桑弧这样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冤屈作家恢复名誉、重新定位的大叙述。第二，它起到了重新寻找和赓续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作用。它与同时期根据鲁迅、老舍、曹禺原作改编的《阿Q正传》、《骆驼祥子》和《雷雨》一起，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一直被左倾路线控制当代文艺园地的空白，又为文艺如何正确处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树立了榜样。第三，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也就是出品在上海，编导也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编导――他走上电影之路是与张爱玲合作，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拍摄张爱玲的《不了情》，接着拍摄了现代都市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太太万岁》――说明国家对现代以来上海传统也即都市传统的重新审视。总之，正像20世纪30年代中国及中国文学正经受着“何去何从”的考验时，茅盾用自己的创作做一形象的回答一样，20世纪80年代伊始，桑弧等通过编导小说《子夜》也对今后中国及中国电影等文艺“何去何从”发表了形象的多元的见解和暗示。无疑，这是一部经典之作。但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政治气候和文化语境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对茅盾的评价也已经过一波三折，就不难发现，电影《子夜》在忠于小说原作时，又背离和改写了它。最大的忠实是严格遵守小说中的左翼理性剖析和批判精神，一定要强调和彰显当时中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不仅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而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最大的不忠实是背离和改写了小说中具有色情文化和消费文化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对女性身体逼视和审美的那一部分。如此，今天看来，电影与小说相比，更加左翼政治意识形态化，而对都市消费狂欢和色情狂欢生活则给以更大程度的“纯化”。如此一来，电影《子夜》满足了左翼宏大历史叙事，而对都市多层面、复杂化、立体感的人生和人物心理进行悬置。自然，作为表现都市人生、开掘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也有了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左翼历史宏大叙事与历史的如何评价 　　 　　电影《子夜》忠实于小说原作，在人物没有活动之前，就已有鲜明强烈的理性结论做前导。即“主题先行”：中国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不仅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而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中国要想新生、走出危机，必须在我党领导下，一方面反封建主义，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而走工农革命之道路。小说《子夜》的最大功绩就在这里，局限性也在这里。它满足了党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要求，但因为囿于过于狭隘的历史审视维度，将历史生活中大量丰富的细节都忽略掉了。张爱玲曾经说过：历史的意义就在于那丰富的例外。张爱玲的作品过于沉溺于消解宏大历史叙事的偶然、碎片、细节，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但是她的长处也不言自明，而茅盾小说恰恰缺乏这种蕴涵着多元生活意义的细节、碎片、偶然，其小说充满过多的理性整体和“必然”。再一点，在中国现代化的路途上，对于买办资产阶级这类人，究竟该怎么看，这也是个问题。在左翼作家看来，他们当然是完全反动的，所以，小说对这类人的代表赵伯韬就极尽丑化之能事。但改革开放已走过二十多年路途的今天，人们的看法早已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类人的反动作用毋庸讳言，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作为后发展国家，半殖民地，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们起到过渡、转换、嫁接作用，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舞台上的“二传手”。也是在这一文化语境里，重写历史和重写文学史才成为可理解、可接受和可能的。其三，为了强调这类人背对历史合理性而动的彻底性和无可救药性，小说完全不写这类人心理的矛盾和痛苦，这样的写作暗示给我们的是这类人在背对历史合理性而动的时候没有心理矛盾和痛苦。如此，人物就成了概念的解释形式，成了作家预设的“历史必然”的祭品，而缺乏真实人生的血肉。不幸的是，电影《子夜》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表现变本加厉。电影更强调了当时中国政治的不清明，不上轨道，也更强调了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力量的赵伯韬在应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吴荪甫时的镇静和从容。电影开头对吴荪甫作为20世纪上海机械工业界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