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低俗之风　重塑媒体公信力.docVIP

抵制低俗之风　重塑媒体公信力 　　2006年7月27日，杭州某都市报开辟了“虚拟真新闻”专栏，公然宣称“新闻太可乐，虚拟更可乐”，专栏主持人的笔名为“天天愚乐”，并以“路边社记者某日报道”为开头写文章。这家媒体标榜“创新”的做法，受到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的严厉批评。这其实是从网络衍生而来的“恶搞”，属于一种低俗化的倾向。 　　近年来，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界的“四大公害”，并受到各界的抨击。其中的低俗之风，披着迎合读者的迷人外衣，甚至被有些人视为传媒业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台阶，因而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有必要加以廓清。 　　 　　一味迎合受众低级趣味的四大怪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指出，传媒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一些追求平民化的媒介迅速成为传媒新锐，但市民化特色有时走向了极端，从强调人情味、趣味性到煽情和感官刺激，甚至制造假新闻。一些媒体专注于如何取悦和迎合受众低级趣味，满足人性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以为如此能够赢得受众和经济效益。有关专家分析，这一“公害”主要表现在： 　　――少数媒体采用非常手段，甚至通过偷窥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星的绯闻、丑闻、诉讼和琐事上。王菲从怀孕到生育小孩，多少媒体“苦心孤诣”地给予报道甚至不惜造假；窦唯不满于媒体长期的“恶意盯梢”，最终怒闯报社焚烧汽车；香港“艳照门”事件被轮番爆炒，就连芙蓉姐姐也站出来恶心一把，自称“名誉受损”。透过这些堪称是中国娱乐媒体集体堕落的标志性事件，以至于有人感慨――在部分媒体上，“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 　　――少数媒体漠视苦难，轻薄死者，缺少人文关怀，奉行“娱乐至上”乃至吼出“娱乐至死”的口号。无论是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还是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都有电视节目号召观众通过短信竞猜，其中就有一家浙江的电视台；广州有30余人因酷暑死亡，某媒体竟戏说为“广州酷毙三十余人”；南京一行人死于车祸，当地一家媒体的标题竟然是《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标榜“民生新闻”的电视台，从关怀民生开始，到疯狂追逐收视率结束，这中间所有的灾难新闻统统都可以成为娱乐题材。 　　――少数媒体渲染暴力色彩，一些犯罪案件的报道详尽展示抢劫、凶杀的作案手段和血淋淋的场面。尤其是个别法制类的报纸，竟把它作为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细节描写、大标题、大图片，以求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感官。在车站码头，尤其是一些标着外地刊号，却在本地发行的“几不管”报纸，这样的文章十分醒目，执法者竟然无可奈何。 　　――宣扬低俗文化与习俗，详尽描写淫秽、黄色情节，过度追求猎奇。浙江某都市报曾刊登《男人叫吧不是错》、《男人叫床的习惯方式》等文章，渲染性技巧，格调低下，内容庸俗。浙江的个别都市类媒体，“性”趣盎然，不惜篇幅，乐于刊登像《千年木乃伊怀孕》《妻子骗来同事送给丈夫强奸》之类的无聊内容。 少数“时尚”报道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或者将性虐待等低俗的文化元素当做时尚标签，加以追捧。 　　 　　四大诱因是根源 　　 　　客观、真实、关注主流本来是媒体应尽的题中之义，但有的媒体为什么会刊发这些低俗的新闻，并乐此不疲呢？ 　　原因之一，某些媒体采编人员以为，新闻只要有确实来源就可以报道，新闻的倾向性由新闻源负责，媒体对此不负责。对某些采访对象的叙述，他们不考虑、不判断其品位的高低及是否准确、真实，只要能“吸引眼球”，都照用不误。有的新闻从业人员还认为，这类新闻能够满足受众趣味，是符合受众知情权的。事实上，不少采访对象是信口开河，甚至是别有用心、夸大其词的。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就屡次遭遇某家电视台的不实报道。某家电视台播出新闻：一农妇在农行某网点门口存款被抢，要求农行赔偿损失。镜头里该农妇哭哭啼啼，让人同情。第二天这家电视台还要连续报道，农行得悉后派人前往说明：目前警方已经立案，疑点较多，情况未搞清前不宜报道。这家电视台不听劝阻再次做了报道。第三天警方破案，实为一起诈骗事件。农妇上当受骗后怕家人指责，想从银行“挽回”损失，故导演了这出闹剧。可想而知，农行包括警方都因此迁怒于记者，该媒体的公信力严重受挫。1958年，毛泽东同志曾经对吴冷西说，“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至今读来，颇有警示。 　　原因之二，某些媒体只重视经济效益，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社会效益，忽视甚或忘记了我国新闻媒体的根本任务。媒体为了增加收入，改善自身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人员待遇，必须扩大发行量、收视率并增加广告收入，因而千方百计吸引受众眼球。有的媒体工作人员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