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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拍卖市场：何以越级？ 　　 　　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内地极为活跃，几乎被当作整个中国艺术市场的代称，其已经成为绘画流通领域的第一前沿和风向标。但与此对照鲜明的画廊业的步履维艰，则给业内造成一个很大的顾虑：拍卖市场的如此火爆，可能僭越了作为“一级市场”的画廊业，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可能是畸形的繁荣！ 　　不过，在笔者看来，拍卖和画廊的严重“角色错位”，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虽出乎意愿之外却仍在情理之中。 　　 　　“国情”――不合时宜的二级市场划分 　　 　　对一些中青年画家直接进入拍卖市场，很多国内评论者认为是奇怪的“跳级”现象。中国绘画拍卖的一枝独秀，也让西方收藏机构大惑不解：“在世画家的作品完全可以通过画廊或向本人购藏，何必去拍卖行呢？” “奇怪”和“疑惑”的主要依据是，在成熟的西方艺术品市场模式中，画廊业是一级市场，普通作品在其中买卖；拍卖业是二级市场，重要作品才可进入。比如，德国的艺术品拍卖法就限定，拍卖行只能拍卖已经过世或者顶级艺术家的作品，原因是这些数量有限的作品有必要通过拍卖确定价格。西方在世画家的入市路径通常是先进入画廊，随着名气增加再入藏权威收藏机构和博物馆，然后被遴选参加重要的大展，最后打入拍卖市场。例如，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今年在西方拍卖市场的走红，即得益于这种市场机制，十几年前它们就由汉雅轩画廊经营，并逐步被欧美的重要博物馆或美术馆收藏、入选过若干个重量级的当代艺术展。 　　然而，“人不能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二级市场”的划分毕竟只是西方的成熟模式，未必可以适合当下的内地的艺术品市场。艺术市场是经济繁荣的产物，其形态决定于不同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西方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介入和资本间的竞争将美术作品纳入市场情境，开始了美术的商品化进程。而在中国，本来早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了绘画市场的雏形，与西方艺术品市场的肇始大致同步，但20世纪上半叶的连年战乱和经济萧条使艺术品市场几尽停滞。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品被列入意识形态领域并实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艺术市场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以至于到90年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富裕起来的民众有了艺术收藏能力以后，中国艺术品市场才得到兴起并逐渐繁盛起来。 　　目前的中国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农业、工业与“后工业”交错重叠的社会阶段，美术的商品化不是美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资本的强行介入。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成熟的西方艺术市场。1992年深圳和北京首先出现的文化艺术品拍卖活动，标志了艺术拍卖市场在新时期的萌生；1993年“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及1994年“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的相继成立，标志了中国艺术品拍卖以“高起点、高速度、高品质”特征在大城市的率先崛起；1999年以后，国内经济的稳步上升使中国艺术品受到广泛关注，终于实现了拍卖价格的逐步攀升。而作为西方“二级市场”的画廊业，是由画廊、艺术家、批评家、公私收藏人等诸多环节构成的操作制度。由于中国艺术市场的起步较晚，刚刚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画廊业正在建设之中，远没有进入繁荣阶段，更没有形成西方“画廊”概念中完善的运作机制和行业规则。中国的多数画廊还只是传统古董店铺演变而来的普通画店，基本上处于“散打状态”。许多当代中青年画家没有经过画廊的培育，直接拿作品到“二级市场”上拍出了惊人的价格，不仅说明市场流通环节中一级市场“功能性”的缺失，还说明所谓了“一级市场”本身就是缺失的。 　　现实的中国处于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可能绝对重复西方的“二级”模式，必然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 　　 　　“民情”――中国绘画拍卖必赴的使命 　　 　　艺术市场由艺术品购买者、艺术品供应者、市场中介三方面构成，前者是决定市场形态和运作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拥有雄厚购藏资金和成熟的鉴赏能力是艺术收藏的必要条件，而稳定的终端艺术收藏者又是促成大量艺术品购买的前提。西方发达国家以富裕的中产阶级为国民主体，经济收入呈现典型的“梭形结构”，艺术品消费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绘画市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对普通级别艺术品的巨大需求，促生了众多中低端画廊的出现，而少数处于“梭形结构”顶部的高端购藏者的需要，则促生了为数不多、但档次甚高的高端艺术品拍卖市场。 　　 　　尚处于初级艺术市场阶段的中国，艺术购藏群体结构与西方差异极大。由于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诸多不平衡，使国民的经济收入存在很大差距，呈现出顶部细小而底部宽大的“金字塔型结构”，大部分是还没有经济能力和闲暇完成纯粹的艺术品消费的居民。实际上，中国绘画市场的终端购藏者，目前还只能是拥有着大部分社会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