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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电影浅谈一二 　　[摘要]1925年前后正值中国电影工业新兴发展阶段，电影在中国发展的速度令人不可思议。但在影片制作、市场投放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究其原因，有“十大本主义”的限制，也有投资者过分追求利润以及恶性竞争和导演、演员对影片的把握等等。《国闻周报》撰稿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发出了对中国电影工业改革的呐喊。 　　[关键词]国闻周报；电影；十大本 　　 　　1924～1925年正处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出品的许多重要影片被当时的媒体报刊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述。本文以民国刊物――《国闻周报》为例，浅谈这一时期本土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 　　至20世纪20年代，电影从国外引进不过三十余年，但在中国发展的速度令人不可思议。据《国闻周报》的专栏作家调查，在1924年，仅上海一地就出品了《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15部电影，相继成立了百合影片公司、大中华影片公司等11家电影公司。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总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 　　但此时的中国电影工业尚处在新兴发展阶段，不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弊病，如资金和人才短缺、影片缺乏艺术修为、市场混乱等等。以影片本身而论，虽产额较多，但“影片艺术的成绩优劣相悬太甚”，有些劣片甚至有“扰乱观众目光与心理的潜力”。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电影无论是对自身规律、技术的探索和改进，还是检查制度、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都显得极不成熟，也注定了其必然是在曲折中艰难发展。 　　在电影的制作上，尤其注重“八股文”模式，即要算得---~较好的电影，须符合所谓的“十大本主义”。据统计，至1924年底就已“产生之影戏不下三十余种，……其分为九本或十本者最占多数”。署名为“一得”的撰稿人在电影专栏――《中国影片新评》中就道出了这个通病，“中国自制之影片其编剧者，乃必抱一牢不可破之‘十大本主义’是也，一若不够十大本，便不成其为中国影片也者”。而一般以剧情论，“有五六本已足”。原因何在?有影评人分析：其一，为了限定影片做足两小时的放映；其二，为使影片长度能达到八千尺的标准；第三，故事编辑者对影片结构不能很好地把握，以为枝节多就方便拍摄了。此等结果往往是“平坦处无情趣，紧张时无理由，宛如近时之文明戏的表演一般，令人见之只有不快与肉麻”。故有影评人断言：“中国自制之影片，苟不打破‘十大本’之成见者，必无进步之可言也。” 　　当然，拘泥于“十大本”原则并不是导致许多影片品质平庸甚至被称为“劣片”的唯一原因。资本家对于投资电影的心态和制作者对于电影文化的理解也是决定一部影片是否同时具备经济与艺术双重价值的重要因素。 　　电影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产物，然对于资本家来说，投资电影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影片是否具有艺术性并非他们关心的，这也决定了多数影片公司对于金钱和艺术的抉择“莫不只注重前者，而忽视其后者”。因此，往往是“出品不论其好坏，虽劣质不堪寓目，亦不肯牺牲搁置不映”；或是“对于剧本毫无抉择”，“场景宁愿取其简易廉价，而拒绝其繁重昂贵者”；甚至某些公司在选演员时都“常希望志愿从事，而不肯供给其生活上之费用”，以极尽能力之事，达到其“以千元之资本制成一片以售得二三万元”的目的，其“精简节约”，极力牟取暴利的心态可见一斑了。此种原因往往致使艺术家和投资者合作困难，无法生产出优秀的作品。正如台湾《电影史话》评论道，自1913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制片人只不过是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把电影作为商品，毫不重视艺术性。 　　再则，在影片市场的竞争上，手段奇出。多数影片公司并不以剧本的优秀、演员的演技为竞争资本，而“惟以鼓吹为不二之法门”。如在影片上映之前“广邀新闻界前往参观”，为其造势，表面上是以“欢迎批评”为词，实则是宴请他们笔下留情。即使真有“揭其片中某处谬误者”，又“雅不愿闻”，不会做任何更改；甚至有的“每出一片，必有其自家办事人化名，多为称誉之评论，刊登各报”，而对于他家影片则以同样方法诋毁之，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目”。对此，时人感叹曰：“如是而求影戏事业之进步，恐其愈驰而愈远也。”针对此类现象，有影评人指出，影片公司不应纯以金钱为目的，至少在不亏本的范围内，应把电影事业和人民的知识进步密切联系起来，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也要注重在艺术上的造诣。 　　其三，影片是否具有艺术的可观性，除了剧本优秀之外，还需要导演和演员对于电影的理解与把握。显然，当时仅有二三十年历史的中国电影并不拥有相当规模的优秀电影工作者。署名为“心冷”的撰稿人在其文中批评道，“日下中国影戏界最大欠缺即无完善之导演家”，“我国影片之无进步不在演员之无能，而在于导演人才之欠缺；不在导演者不能尽职，而在演员之自高身份，不肯悉心以听导演者之指导，遂使虽有良好剧本，亦难得美满之成绩”。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