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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队　路在何方 　　近日,拜读了武汉音乐学院胡志平教授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一文(《黄钟》2007年第1期),让笔者深有感触,文章对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症结所在,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新型民族管弦乐队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诞生以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产物(在《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文中提到是“二十世纪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交响音乐交融的产物”),一部分相关学者迄今仍对其持怀疑态度,究其原因,莫过于乐器与作品的矛盾。 　　我国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是以西方交响乐队的编制标准而建立的,而大多数的新作品的创作,都是运了西方和声、复调和配器的手法。在新型民族乐队中,弦乐声部是以高胡、二胡、中胡再加上外来的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来代替交响乐队中的提琴声部的;而管乐声部则以笛子、唢呐、笙来代替交响乐队中的木管、铜管,另外,由于交响乐队中弹拨类乐器只有竖琴,而真正弹拔的音响效果通常是以提琴声部拨弦来获得的,所以琵琶、阮类乐器则成为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中较具特色的声部(通常有指挥家称单独的弹拨声部是交响乐队中没有的,颇具优越感)。但是,在音色方面,提琴是一种音色,而高胡、二胡、中胡,加上低音提琴,其音色却是“各有千秋”;而交响乐中的铜管包括当作连接铜管与木管的“桥梁”的圆号,有三种常规音色,充当“调色盘”角色的木管组也有四种音色,而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中只有笛子、唢呐、笙三种音色;在力度方面,胡琴远不及有指板的提琴,笛子、唢呐和笙更是比不上铜管的辉煌;在色彩方面,民乐队中的三种管乐亦比不上称之“调色盘”的木管组丰富。 　　通过如此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西两种乐队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现在一些作曲家运用西方作曲理论来为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创作乐曲, 指挥家用处理交响乐队的手法来处理民族乐队,说到这里,相信已有更多的读者加入到“怀疑”的队伍中来了,那究竟我们要以怎样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呢?其真正的艺术魅力应如何去体现呢? 　　在《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一文中,我们不难找出答案。文章中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国乐器在演奏技法的表现上,尤其是单个音、音与音之间的音色技法和作韵技法的表现达到了极其精妙的境界,在艺术意境创造和表现上自称体系,独具一格。” 　　这对中国乐器的特点作出了一个极其精准的概括,同时又指出,目前的这种“替代”模式使得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中乐器本身“宝贵的特性资源被判定为个性太强而舍弃了,保留下的仅仅是各声部乐器的基本音色”,如此一来,大大的失去了中国乐器本身的优势,其缺陷却暴露无遗!确有扬短避长之感! 　　在我们为之惋惜的同时,亦必须为之寻找出路。 　　文章例举了由彭修文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月儿高》、《梅花三弄》等中国传统经典曲目:“这些曲目通过对传统乐曲的改编、编配,赋予了新的色彩和魅力,无论从乐曲的意境内涵表现,还是从乐队的整体音响效果,乐器特性的发挥,演奏技法的运用和中国音乐特有的风格特点都远比新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更有魅力,或更能发挥出民族管弦乐队的色彩和表现力。” 　　文章还例举了中国传统“管弦”乐器的诸多组合形式,证明了传统民族管弦乐队,古已有之,品种繁多,且作品丰富,历经时间考验,从中我们不难体会,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探索与发展,可以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中获得启发,找寻其中规律,或注入新的元素,使其成为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发展可利用的宝贵资源。 　　文章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指出了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的知识结构、艺术素养由于缺失对中国传统的乐器的演奏法等知识的了解与精通,成为导致目前民族管弦乐队本应有的特性、魅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专业的作曲家、民族乐队的指挥家,至少应该掌握和精通一件民族乐器,并能够广泛熟悉其它各类民族乐器,这应该是作曲家创作民族管弦乐队作品,指挥家架驭、训练乐队必需的基础素质之一。” 　　文章中例举了大量的中国乐器演奏技法,如弦乐的作韵技法,管乐的气息运用,手指、舌头的技巧,以及弹拨乐器的上百种复杂技巧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乐器独有的魅力。而现在的作曲家、指挥家所接受的知识多数是建立在西方音乐基础之上,他们“想当然”也“理所当然”的用交响乐队的尺子来衡量和要求民族乐队,使得各乐器的表现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其特性魅力黯然失色。 　　中国乐器的发展,已有八千年的历史,祖先留下来的传统音乐资源是丰富的,更是宝贵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应该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要将其发展成一个我们自己的,特色鲜明的民族管弦乐队,这不仅要求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家不断提高自身对中国乐器特性、演奏法、艺术意境的认识,更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不断为之而努力! 　　(作者单位:蒋次卫,湖南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