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像费端详（下）.docVIP

南朝佛像费端详（下） 　　真真假假的南朝石佛像 　　 　　除南京栖霞山石窟是现存南朝开凿的石窟外，南朝单尊的佛像在四川成都地区从清末迄今不断发现。早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在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即出土了百余件石佛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成都西北茂汶县还出土了一件南齐永明元年（483年）西凉比丘玄嵩造像碑，可说是目前发现有纪年的最早的南朝石造像。1937年、1953年、1954年又从万佛寺遗址出土了两百余件石佛像。现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博物馆。 　　 在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是1991年和1995年分别在成都市区商业街和西安中路出土的18件石佛造像，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上海博物馆藏梁中大同元年（546年）释慧影造像（高34.2厘米），虽然是传世品，但也是清末从成都一带出土后流入上海的。同藏上海博物馆的另一件单尊石佛坐像，从那通肩大衣和垂搭于台座前的所谓悬裳式大衣，以及那圆拱形的背光等形式来看，与释慧影造像造型接近，也应是成都一带南朝的造像。这两尊像的入藏经过不详，从各方面分析，应该是真品。（图1、2） 　　 由于南朝佛像数量极稀，清代就有不少伪品，金石学家叶昌炽对四川出土的石佛像持否定态度： 　　 　　造像北朝多，南朝少，今蜀中新出梁造像数十通，似刻于砖，多天监，大同年号，皆赝造也。” 　　 他甚至对《释慧影造像》 也存疑问： 　　又释慧影造像，亦梁刻，自蜀中来，余曾见蜀人携梁造像数十通，皆赝记，此石笔法稍古，疑团亦未能冰释。 　　此外，尚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熊石佛坐像》（高65厘米 砂岩）。此像亦为清末成都万佛寺出土，光绪年间为王懿荣所得，后归端方（见《陶斋藏石记》卷五）。据载发愿文为刘宋元嘉二十五年（448）□熊造无量寿佛，然现状文字剥落严重，已不可全部辨读。此像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呈三角棱形凸起，甚有古意。因头部和双手早年即有损坏而为后人修补，尽管技术拙劣，然石佛像为真品无疑。（图3） 　　笔者近日于宁波看到私人收藏的一尊小型造像碑（高22厘米）。一佛二菩萨置圆拱龛内，佛坐像悬裳式大衣，搭于叠涩束腰方台座上，佛、菩萨的造型样式应来自隋代造像。背后及侧面有刻款“陈太建七年佛弟子……”。太建七年（575年）相当北齐、北周末年，从龛形到衣饰与北方佛造像大致相合。但佛坐像的膝下分别有龙头从两侧伸出，构图怪异，无论南朝、北朝，造像碑台座上都从不见此例。碑下方的二狮子和托举力士，与北朝样式接近，但两侧边框的卷草纹却动态柔弱，叶片宽肥，花型样式明显晚于6世纪末，似是宋元以后的形式。正中的火焰纹饰也细弱无力。诸此种种，可证此造像碑参考了北周、隋的某些造像真品样式，又随意添加了些枝枝节节，这些画蛇添足之处恰是此碑的致命破绽。这尊石佛造像应是清末民国期间古董商伪造的。（图4） 　　除了前述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有确切出土地可证和流传有绪的南朝石佛像外，著录于清末民初的单尊的南朝款石佛像可说几乎件件皆伪，鲜有真品。尽管有些实物已不知下落，但今天仅从拓片也不难识别，无须深考。 　　 　　这些所归不明的石佛，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如： 　　《陈又之造像记》（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碑型和佛像都不伦不类，独出心裁，不值一驳。（图5） 　　《王敬则造像记》（齐永泰元年，498年，傅惜华捐赠），人物造型瘦弱俗媚，衣饰滑软，刀工无力，也是无须深究的伪作。（图6） 　　《天监造像记》（梁天监二年，503年），佛坐像比例协调，衣纹流畅，是典型的宋代（10世纪）石雕，像背后的刻款为后人加刻。(图7) 　　至于所谓梁天监五年（506）《王世成造像》，著录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无论佛像造型还是字体，简直是荒诞不经，不堪入目。（图8） 　　 　　到是梁大同十年（544）《陈宝齐造像记》，虽原石下落不明，但从拓片看，佛、菩萨像造型有力，纹饰流畅，雕工细腻，衣饰与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出土的中大通五年（533年）一佛二菩萨立像有颇多相似之处。又干支纪年和朔闰推算也没有错误，很可能原石为真品 。（图9） 　　值得推敲的是现藏绍兴博物馆的齐永明六年（488）《妙相寺造像》，因像背后有刻款“齐永明六年太岁在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十九字，为清代书法家包世臣所推崇 。（图10） 　　此石佛造像（通高59厘米）仅存像身，佛头部为螺发，肉髻平缓，面型宽阔，脸部丰满；着通肩式大衣，禅定趺坐，整体造型上似存古意，但稍加推敲，即可觉察此像的造型有多处不合南朝佛像造型形制。 　　首先应注意佛的螺发，在肉髻和底发之间有一颗醒目的圆珠，此即是髻珠。髻珠为佛经所喻的佛法之宝，在佛发髻之中，求得佛法即如同“解其髻宝，示以衣珠 ”，佛经中屡有其说，但表现在佛造像出现较晚。即以成都历年发现的南朝齐永明八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