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四川大学课程中心.doc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 ——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江晓原 一、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论战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20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90年代初《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许多高招”：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有”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鄙见以为，面对这些争论，读读《西方科学的起源》是大有教益的。　　二、科学的定义和起源要讨论所谓的“西方科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当然应该听听西方学者的意见，所以这本《西方科学的起源》中译本的出版真可谓适逢其时。本书作者戴维·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曾出版过《中世纪的科学》等著作。1999年获得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奖项——萨顿奖章。《西方科学的起源》曾获约翰·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自然科学杰出著作奖，而它的中译本则获得了2001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科普图书奖”一等奖（即入选“十大科普好书”）——尽管对于此书能否列入“科普”范围不无争议。《西方科学的起源》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450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作者的概念是明确的，我们从中能够获得的教益也是很明确的，先看其中的两点：(1)所谓“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也就是说，《西方科学的起源》所采用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的是一样的。其实这是最自然不过的。采用任何其他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都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虽然林德伯格在讨论早期情况时，也主张“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还指出“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注：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ｊù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3页。）但是无论怎样宽泛，他毕竟还是要“对科学的技艺方面和理论方面加以区分”，（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3页。）而且从书中所言内容可知，他至多也只是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理方法以及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包容在内而已。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所乐意采用的科学定义，那就经常是宽泛得无边无际了。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成简单的“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甚至在大猩猩那里也可以存在，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多少价值呢？如果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所以采用这类宽泛无边的定义，只能使得“科学”概念庸俗化，却很难引导出有意义的结果。(2)此书作者认为，这种“科学”的起源，则需要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仔细体味此书最后一章“古代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