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菩其始，当慎其终”——唐玄宗晚年思想的蜕变和“安史之乱”.docVIP

“既菩其始，当慎其终”——唐玄宗晚年思想的蜕变和“安史之乱”-法律 “既菩其始，当慎其终”——唐玄宗晚年思想的蜕变和“安史之乱” 关玉生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他人；人一旦成了自己的俘虏，也就等于丧失了领导别人的资格。唐玄宗为何晚年失败，既毁了盛唐，也毁了自己，盖因为他没战胜自己，盖因为他放纵了自己。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反于范阳（今北京），“安史之乱”爆发。铁蹄所至，除常山（今正定）太守颜果卿等少数人有所抵抗外，其余皆望风披靡。月余，即克东都洛阳。 和历史上任何乱臣贼子的反叛都怀有一枕皇帝梦一样，安禄山也不例外，攻克洛阳后，即当起了大燕皇帝。过足了皇帝瘾后，又西取潼关，兵锋直指长安。至德元载五月甲子(756年5月9日)，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兵锋，于即日的黎明不顾微雨沾湿，仓皇出逃。“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资治通鉴》第15卷第6917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中午到达成阳东的望贤宫，正等吃食之际，有一位叫郭从谨的村老向唐玄宗进了一席肺腑之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玄宗听到这位村夫野老的话后，对他说：“此朕不明，悔无所及。”遂安慰这位老人一番将其送走。（同上第6973页） 这位叫郭从谨的村老的进言可以说把“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说清楚了。其所包含的智慧对当权者来说至今仍极具价值。 “安史之乱”爆发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是唐玄宗晚年思想蜕变的结果，是其“先俭后奢”、“先理后乱”而造成的。 玄宗本不是一个昏君，他执政的前期也曾有美好的政声。史载，他即位后让姚崇为相，姚崇一开始提出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拒绝）贡献，不与群臣亵狎”等，都是当政者治国理政很难做到的问题，并说答应就干，不答应就不干。玄宗都一一答应下来，并严格按要求去做。一次，也就是玄宗即位后不久，和玄宗感情至笃的弟弟薛王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遭御史弹奏，薛王业找到玄宗，玄宗下赦让重新审理。宰相姚崇、卢怀慎得知后面奏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拾。”玄宗听后马上收回成命，维持原来御史的判定。“由是贵戚束手”。 对于朝廷的奢靡之风，玄宗也敢于用重典加以惩治。开元二年(714年)秋七月，他专门下制：“乘舆服饰，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又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金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罢两京织锦坊。”（同上，第14卷第6702页） 对于玄宗的上述表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引用以上史料时颇为感慨。他由玄宗先期的励精图治想到玄宗晚年的奢靡误国，专门在以上史料的后面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同上） 玄宗思想的蜕变是渐次发生的。其典型事件当属武惠妃之死和杨贵妃的入宫。“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日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同上，第15卷第6862页）正是由于武惠妃死后杨贵妃的出场，才使昔日还算勤政的玄宗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白居易《长恨歌》这样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也就是说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连上早朝也懒得去做了。除此之外，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内侍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听高力士如此讲，颇为“不悦”。从此，“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安禄山已加紧了反叛的步伐，国家危机四伏，玄宗仍执迷不悟，又一次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