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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法律 如何处理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 王庆新 2002年8月，陆勇被医生确诊为慢粒白血病。为了稳定病情，医生建议陆勇服用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物。“格列卫”是世界上公认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价格十分昂贵。陆勇吃了整整两年，虽然他是一名私营企业主，还是深感吃不起。2004年陆勇创建了“慢粒白血病人交流群”，并偶然得知了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药效几乎与诺华公司生产的专利药“格列卫”无异。为了活命，陆勇开始转吃印度仿制药，并一边为病友买药提供帮助，一边帮着印度药企打理账户。起初，陆勇使用两位病友的账号帮助印度药企打理账户，后因种种原因，两位病友不再答应提供账号。2013年8月，陆勇先后在网上购买了三套他人信息的银行卡，并使用了其中一张开户的账号。其后不久，陆勇因涉嫌通过网络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销售假药罪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那么，在整个案件中，陆勇不以营利为目的无偿帮助病友代购印度仿制药，没有危害人体健康，只见受益人不见受害人，其行为为何涉嫌犯罪？为何将仿制药归为“假药”？其行为是不是涉嫌构成销售假药罪的共犯？在生命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协调？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国关于生产、销售假药的法律规定 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并不需要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 生产、销售假药罪被规定在我国《刑法》第十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为选择性罪名，即只生产假药的构成生产假药罪，只销售假药的构成销售假药罪，既生产又销售的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法修正案（八）》将本罪第一款作了修改，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所以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罪，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就成立本罪。如果生产的假药尚未销售即被查获，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销售金额达15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许多病人看来，印度仿制的“格列卫”是他们的救命药，我国法律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假药呢？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药品进口，需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药品注册证书。同时，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假药论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因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未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被按“假药”处理。 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并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 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了制造、贩卖假药罪，即：以营利为目的，制造、贩卖假药危害人民健康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可以看出，1979年《刑法》对制造、贩卖假药入罪是要求以营利为目的的，但是1997年《刑法》条文，在生产、销售假药罪中并没有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刑法用语。通常认为，生产、销售假药都是出于追求利润，以营利为目的，但是立法者并没有把“以营利为目的”写进条文，因此出于营利以外的其他目的生产、销售假药的仍然构成本罪。 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共犯的情形。200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共犯的情形。该《解释》第五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以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等犯罪的共犯论处：（一）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二）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设备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产技术，或者提供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的；（四）提供广告宣传的。 “陆勇案”或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是十分重要的民生问题。我国奉行宽严相济的刑法政策。近年来由生产、销售假药等伪劣产品引发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刺痛着民众的神经。它不仅严重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