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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城市“广场病”？-社会科学论文 如何破解城市“广场病”？ 文／汪仲启 前些日子，有媒体刊文说中国一些地方似乎患上了“广场病”，表征就是大大小小的新城，几乎无不以一个宽敞宏伟的广场作为城市地标，罗马柱、大广场几乎成为城市建设的“标配”。而且广场的规划千篇一律：宽阔的广场、笔直的中轴线、精巧宏伟的水池和喷泉……更重要的是，这些超级广场人气并不足，相当一部分冷冷清清，有些甚至成了停车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市民因为大妈热闹的广场舞而不堪其扰，有的地方甚至上演了放低音炮、扎车轮胎等对抗性的行为。家庭主妇们日子好过了，健康意识增强了，想找个地方强身健体、沟通感情，本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但问题是，她们苦于公共空间的逼仄，不得不在密集居民区中一块块巴掌大的地方开展公共活动。一面是偌大的广场“门庭冷落”，一面却是热情的大妈“活动无门”，这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正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公共空间的“供一求”不匹配问题。城市的自由在广场上最彻底 产权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在精神性权利被认识之前，产权其实主要表现为空间意义，即在空间上划出所有权的范围。英国民谚“我的茅草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本质上就是产权的绝佳写照。产权标示了进入的界线：我的空间，未经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现代城市，空问上的产权界限是随处可见的。中产阶级无不对闲杂人等禁止入内的“门禁社区”青睐有加，富裕阶层则更看重有着围栏、电网与现代监控设备的花园别墅。这样的社区成为当代城市人免疫外界危险的避风港，它们是建立在围墙内、由私人保安守卫的私人领地，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方能入内显示了所有者的与众不同。空间准入的身份化，在每一个现代城市的社区，都可以作为其房产的一个“卖点”。 然而，公共空间也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人们一旦走出家门，离开单位，通行、休闲、娱乐、购物、社交，大量社会活动都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城市的公共空间把具有差异性的人集聚在一起，无论其种族、年龄、阶层和爱好。通过在城市中的公共交往，人们突破了原来建立在亲近性基础上的个体身份。公共空间也为人们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形成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及重塑个人身份提供了可能，它使人们连成社会。不用说，公共空间也是重要的政治信息沟通的场所。只要想象一下群众上街游行表达抗议、或者国王在广场的断头台上对反对派“正法”以宣示权威，我们就知道，人类社会最激烈的政治活动往往都是在公共空间里进行的。公共空间的社会形塑功能和政治表达功能，让统治阶级对它又爱又恨。他们既希望人民在其中安享生活，又害怕公共空间成为政治密谋和反抗的发源地。 在政治哲学中，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人的公共议事厅和古罗马人的公共论坛。对古代人来说，公共空间就是平等的公民集合起来讨论城市公共事务的地方。根据尤根·哈贝马斯( Jtirgen Habermas)．的研究，新兴资产阶级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以私人性质的沙龙为幌子，在中世纪王权统治下秘密开展公共问题的讨论。由此而发，公共空间在政治领域再度振兴。 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大大拓宽了公共空间的内涵。它不再局限于辩论、交谈或政治谋划场所的传统含义，而扩展到以身份进入为标准的现代含义，即不需要凭借某种身份，个人就可进入的任何空间都可被认定为公共空间。由此，公共空间剥离了政治学上的“交谈”意味，被赋予了社会学上的“开放”意味：只要取消了进入的身份限制的空间，都可以被认为是公共空间，比如街道、公园、车站、商场、餐厅、广场等。从分类上来说，有商业的公共空间，比如餐厅、商厦；通行的公共空间，比如道路和车站；交谈和辩论的公共空间，比如咖啡馆、教堂、公共议事厅；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比如体育场、公园、影院；狂欢和政治参与的公共空间——广场，等等。现代城市，相比于住房空间的私有化，咖啡馆、餐厅、高端消费场所等公共空间也有逐步身份化趋势；其他公共空间形式，如道路、公园、教堂等则有着明显的物理区隔，虽然能够自由进入，却不具备很好的流通性和包容性。于是，从彻底的开放性角度来说，作为真正象征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问——广场，就成为最本质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代表了。 广场的彻底开放，让所有进入广场的人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平等感。在城市中，不论是高级白领、工薪阶层、知识分子，还是外来打工者、城市流浪汉，人们无不在广场中感受到摆脱身份束缚的自由。甚至有人动情地说，回到广场就是回到大地之上，回到自然之中。在城市广场，我们能找寻到人类站立在大地上的感觉，重新回到人类的自由栖居之地。于是，“对于当代城市空间生产而言，市民广场特有的自然审美景观与开放性的公共空间，为远离大自然的城市生活与异质性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