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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菲特午餐引起一场讨论 　　去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朋友略显焦急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问他有什么事，却又不肯在电话中细说，要求见面――也许是因为这个朋友在事业上正遇到一些麻烦――我曾听说朋友的老板似乎对朋友不太满意，于是我很干脆地答应了。 　　见面之后，才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朋友供职于一家公关公司，他的客户收到了巴菲特的“慈善午餐”邀请，因此客户昨天折腾了他一天，要求他今天下班之前必须给出回答“策略”。他跟同事搞了几个方案，但都感觉没把握，而这个客户又是他们公司的大客户，因此才想到找我来商量。 　　听到这里，不免心里有些奇怪，一顿饭，虽说是跟巴菲特吃，价格也高得离谱，也没必要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吧――朋友估计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从身后一个大背包里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装订精美的剪报册，让我翻看。 　　我打开一看，发现全部是关于巴菲特慈善午餐的报道，有中国的，有外国的，而且每页剪报上都有一段内容摘要，看得出来朋友做得很用心。 　　从报道上看，媒体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巴菲特叫好的，而且有些上升到了道德层面，斥责一些已经表态不参加慈善晚宴的“中国富豪”缺少公益心，而且就报道数量上看，似乎这类观点占据了上风。 　　而另一类观点认为，参加与否不能代表一个人是否有公益心，更不能通过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上升到道德高度上来讨论。并且通过对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遗产税的介绍，暗示一些富豪热衷慈善不过是高明的避税方法。 　　这下，我理解了朋友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件事了――朋友的客户显然属于富人阶层：如果他愿意接受邀请，那么就不会找公关公司咨询；而拒绝的话，那么怎么应对媒体的“道德”审判就成为一个问题。 　　“你认为客户是否愿意接受邀请？”我先试探性地问道。 　　朋友呲着牙，像是很艰难地笑了笑，“我猜他要是愿意，那么就不会找公关公司了。” 　　由于猜中了朋友的心思，我不免有些得意，因此一股脑地将我早已想好的话全部说了出来：“那就简单了。你可以分两步来做这件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遗产税的??技术层面’分析来做舆论的铺垫。 　　“‘技术层面’的分析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以从税制的整体框架着手。据我所知，美国的遗产税占税收的总比例并不是很大。在2009年，美国两党因为遗产税吵架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一个统计，大约是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一左右，相对于所得税等大税种，属于小税种。印象中，西方发达国家遗产税所占比例大致相同，日本可能要高一些，但似乎没超过3%。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间接说它对社会财富再分配没多大作用。 　　“‘技术层面’的第二部分，要抓住因遗产税的税率一般都相对较高，一些富人早有应对策略的话题。以美国为例，如果富人子女得到遗产时要交的所得税，税率在理论上能达到70%――我们强调这一点，就自然会让人们对巴菲特热衷慈善的动机发挥想象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通过一些辅助性的资料，来验证人们的联想。例如有些美国人通过有将财产有条件地捐赠给医院、福利基金会，比如在子女生前有权定期获取高额利息，成为子女变相的高额年金。也有人利用银行、保险公司提供的大学储蓄或者其他储蓄型保险计划，为孩子成年提供学费或者其他费用――由于等到子女使用这笔钱的时候，子女往往是未成年人或者处于较低收入水平，因此他们即使要缴税，其税率也要低得多。 　　“如果预算充足，还可以再爆一些美国情况的猛料：事实上，美国国内对遗产税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我知道的情况，美国曾在2001年和2010年两度停征遗产税，原因大致包括：税制复杂导致征税成本过高（在美国，曾有征税成本高于税额本身的情况发生），而且降低了诚实勤奋的美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在2010年底，遗产税即将‘复活’的前夜，一些反对者甚至在美国媒体上撰文称，国会正在‘激励死亡’，并借助一些暮年富人的嘴说，‘甚至不知道应该自杀还是继续生活’――因为死在2010年和死在2011年，子女面对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遗产数字。 　　“虽然，支持遗产税的人也并非都是穷人，巴菲特本人和一些富豪就曾于2001年上书美国国会，要求必须开征遗产税，不过你的美国同行对此早有对策，他们利用民众对遗产税起征点意见不同，从而质疑他们的这一举动的动机，效果很不错。我就见过一幅漫画，上面画的是巴菲特戴着印有美国国旗图案的帽子，嘴里说的是‘tax to us’，但故意把‘us’大写或者以其他方式单独处理，暗示巴菲特说的不是‘向我们（富豪）征税’，而是‘向美国征税’。因此这点只要借鉴点‘美国的斗争经验’，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第一步的宣传铺垫得好，那么你已经营造了这样一个舆论氛围：巴菲特午餐是遗产税闹的，而遗产税作用不大，征收成本高――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第二步的正面回应了。你可以通过声明，明确回应说不会去参加‘巴菲特午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