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评价及法治指数权重确定新方法积木权重法.docVIP

社会管理评价及法治指数权重确定新方法积木权重法 　　 摘 要：目前，国内社会管理领域的各类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普遍带有个别性、主观性和随意性，在法治建设领域也是如此。本文在2010年度国家级软科学研究课题“全国法治县创建工作标准与评价体系研究--四川省泸县法治建设模式”(项目编号：2010GXS5D254)的研究中，对全国法治县创建工作社会评价体系及法治指数权重的确定构建了一种较为科学简便的全新方法：积木权重法。该方法可推广应用于社会管理领域的各类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关键词：社会管理 评价 法治指数权重 积木权重法 　　 　　 1.社会管理评价体系及法治指数权重设置的原则 　　 权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某一指标而言。某一指标的权重是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目前，权重确定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具体的有权值因子判别表法、专家直观判定法、层次分析法、排序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方法。它们已普遍应用于决策评价、自然生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流通管理、经济计划和管理、能源政策和分配、行为科学、军事指挥、农业、教育、人才、医疗和环境等领域。但在社会管理领域有关评价体系中简便、有效运用这些方法的还鲜有成功实践。 　　 迄今为止，国内涉及社会管理领域的各类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的确定，普遍没有较为科学或被广泛认同的方法或数理模型，权重的确定通常带有个别性、主观性和随意性，在法治建设领域也是如此。如：2008年6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一次发布“法治指数”。他们以数据指标形式，度量各项法治事务。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九个方面。四个层面的人员参与法治指数评估：面对群众发放的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占35%；由余杭直接参与法律运作的机关人员组成“内部组”评分占17.5%；包括教师、记者、律师、企业家在内的“外部组”评分占17.5%；“专家组”评分占30%。 　　 再如《南京市依法治区、县工作考核细则 》，其主体构架为“组织领导、制度建设、法制教育、初步成效”四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有若干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共21个。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是平均分配的，均为25分，二级指标的分值不尽相同，从3分到8分不等，没有给出不同权重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其第四个一级指标下的第20个二级指标“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落实，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和地区犯罪率控制在市规定指标内；人民调解工作落实，无因调处不当出现非正常死亡和‘民转刑’案件，无集体上访闹事等重大事件。”分值为8分，第21个二级指标“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市容卫生等工作都能依法进行，符合上级规定的要求。”的分值为3分。第21个二级指标包含了几大基本国策和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方面的依法行政却只有3分，而第20个二级指标概况起来就是一个维稳问题，却整整给了所有二级指标中的最高分8分。从这当中不难看出官本位的影子，因第20个二级指标中的几项工作都是上级政府要考核的，出了问题官员是要被追究责任甚至丢帽子的。 　　 从上述一些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近年国内几个较有影响的地方法治评价体系，在权重确定上也没有构建相应原则和模型，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建立我国在社会管理评价领域，特别是法治建设领域的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或数理模型十分迫切，也十分必要。 　　 结合现今国内外社会管理领域各类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法治创建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五大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体现科学性，定位准确，客观揭示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应有站位。二是规范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具有一定数理模型，体系规范性，度量客观，准确得出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应有的权重。三是可操作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便于应用，体现操作性，简便易懂，便于操作。四是实用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联系实际，体现实用性，能切实解决评价体系中各类指标的权重确定问题。五是普适性原则。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应当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适用于全国法治县创建总的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也适用于法治指数指标权重的确定；不仅适用于法治领域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也适用于社会管理领域其他社会评价体系权重的确定。 　　 2.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的构成及功能 　　 2.1法治建设社会评价体系的构成 　　 目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