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现代军队管理工作中运用.docVIP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现代军队管理工作中运用 　　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源远流长，中国历代统治者将其运用于军事管理，形成一种独特的军队管理思维方式。它有着“中”、“和”，“变”的丰富内涵，在军队管理实践中能演化出多种具体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这种思维模式所蕴含的辩证法内容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军队管理活动的实施者要根据中和思维的特点，不断加强管理能力建设。 　　管理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同管理方法的背后掩映着思维方式的不同。军队管理活动遵循着管理学的一般规律，又有着鲜明的军事特征，因而它受到军事思维的深刻影响。军事思维的对抗性这一本质特征与军队管理科学的一般规律相融合，形成了军队管理中独特的中和思维。 　　 　　一、中国古代中和思维 　　 　　中和思想在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在孔子之前，中和思想大抵只是被作为道德规范或某个方面的要求使用，孔子总结了前人的认识，提出了“中庸”理论。他总结舜的统治经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提出了“两端”和“用中”这两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孔子之后，历代学者从中庸理论及自身体验中，不断挖掘、丰富其哲学内涵，使之成为系统的辩证思维理论。《荀子？王制》中说：“中和者，听(听取意见，处理政事)之绳(准绳)也。”西汉杨雄撰《法言》载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另据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也曾讲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的话，宋人称之为“十六字心传”。汉徐干著《中论》，隋王通等撰的《中说》，从更大理论范围和实践性上对中庸之道进行了论述。到了宋代，中庸的哲学含义被理学家们阐发得更加丰富，中和理论臻于完备。这一理论的精义包括对矛盾对立统一两面性的认识、处理矛盾的适度性认识和对矛盾的因时因势制宜的认识，这三方面的认识被古人表述为“执两”、“用中”、“行权”，三者密切相联。执两是基础，只有执两才能用中，但只有用中，也才能真做到执两。执中不是执一，而必须因时因势行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中和的目的。 　　 　　二、军队管理中和思???的基本内涵 　　 　　军队管理中和思维的形成源远流长，它源于古人对军事思维对抗性的把握。我国古代军事家很早就认识到军事活动的对抗性特征，提出了军事活动中大量的对抗性矛盾范畴，如敌我、攻守、虚实、奇正、专分、全破、迂直、常变等，强调要利用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原理谋奇计，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将这种对抗性思维用于认识军队管理。古人没有否认军队管理活动中矛盾的存在，反而提出了部队众寡、劳伏、勇怯、锐钝、饥饱、劲罢、治乱、静哗、形名、暴畏、疾徐等，将帅智愚、信疑，周隙、刚柔、文武、赏罚、喜怒、愠怃、存亡、御与不御等众多管理矛盾，强调要努力使管理活动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能共处于军队建设的统一体中，防止矛盾双方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达到军队内部和谐发展。 　　军队管理中和思维的主要内涵有“中”、“和”、“变”。“中”是指管理行为的程度要适中、适宜、适度、恰到好处。其要义是使管理行为中的矛盾双方达成和谐统一。三国时，曹操为制止士卒逃亡，要加重对逃亡者的刑罚，拟将逃亡者的母亲、妻子及弟弟亲属全部杀掉。时任丞相理曹掾的高柔认为，这样做，“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理由是，这些逃亡者原本也有后悔的，我们宽待他们的家属，一可使敌人不相信他们，二可诱使他们归，“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已，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这里，高柔就认识到过严和过宽一样，都达不到军队管理的和谐状态，表现出以“中”为标准进行辩证思维的特点。同时，在军队管理中确定适中、适宜、适度和恰当好处的标准，只能是军队建设和军队管理的客观规律，换言之，军队的管理者应使自己的认识唯客观规律是从，以此为准，避免管理行为的“过”和“不及”，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否则，从唯心主义、实用主义、长官意志出发，就会出现欲“正”何曾“正”，云“中”未必“中”的后果。“和”是“中”的结果，强调军队管理行为适中、适宜、适度、恰到好处的目的是达到军队内部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是指本质的和谐，而非表面的同一。孔子曾对这种内部的和谐状态表述为“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明确反对“同而不和”。因此，“和”的目的性对“中”的手段性有着规范方向的作用，即要求不能在管理活动中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回避或漠视矛盾做老好人，以求表面的和谐同一，安稳无事。“变”是指在军队管理中要困时因势制宜，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是实现“和”的方法，而“变”又是达成“中”的具体手段。在军队管理工作中，管理者既要遵守军队建设和军队管理的客观规律，又要尽可能增强管理工作的人性化，并能将管理活动的进程与目的相结合，不断调整管理手段，方式和方法。管理者要注重从管理对象的具体特点上创新出适当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管理对象的主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