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白居易晚期诗风转变根源.docVIP

谈谈白居易晚期诗风转变根源 　　摘 要：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晚期一改“兼济之志”，写作了大量闲适诗。为了探究他晚期诗风转变的缘由，本文主要从时代风尚、儒家思想、仕途经历、释道信仰、陶潜影响、洛阳文化六个方面来阐明根本原因。 　　关键词： 白居易 晚期诗歌 诗风转变 　　白居易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六百多首，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中他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和闲适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这两类诗集中表现了他进退出处之道和平生志向，也体现了他诗歌创作的指归，所以值得珍视。纵观白居易一生，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作品为一期；贬江州、忠州时为一期；外放杭州后为一期。前期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贬江州、忠州时可以说是由“兼济”到“独善”的一个过渡期，也是他由写作讽喻诗向闲适诗的一个转折期。后期他把写作重点转移到身边琐事上，写作了大量闲适诗。白居易的志向由“兼济”转为“独善”，诗风由“讽喻”转为“闲适”，其中前后期诗风转变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世风日下的时代风尚 　　白居易晚期诗风的形成，与当时整个时代风气紧密联系着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的现象日益加剧，中央集权日见削弱，统治阶级过着奢靡腐化的生活，不断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白居易的讽喻诗，本就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本希望通过讽谏来改革弊政，但无论是谏书还是谏诗，都不能奏效，反而招来罪责。他寄希望于皇帝纳谏以改革弊政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了。也就是说，他的诗歌讽喻说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得淡泊平和，悠然安逸，这就形成了白居易晚期诗歌的创作倾向。闲适诗成为他晚期诗歌的代表作。 　　二、“兼济”与“独善”的儒家文化 　　白居易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而后服务于封建统治者。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文章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主张，也反映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的大量讽喻诗正体现了他“兼济”天下的志向。虽然他卸任左拾遗官职，被贬江州司马时思想渐趋消极，到晚期写了不少闲适诗，但在他的一生中，儒家思想一直是他的主流思想。他在被贬江州时写了一篇表明自己思想倾向、人生哲学和文学创作观点的文章《与元九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得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其中“志在兼济，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哲学体现了儒家的经世致用，封建士大夫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奋斗目标。既然罢免谏官，讽喻诗便再难奏效。长庆元年（821）年以后，他官运日益亨通，生活安逸而满足。他写作了大量闲适诗，表达自己以“适”作为向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以“适”调整心理平衡。这种精神追求在他放弃早期“兼济之志”时更显突出。于是“闲适诗”充斥其晚期创作。 　　三、曲折坎坷的仕途经历 　　白居易一生仕途坎坷，连续官场失意，尤其是被贬江州司马，对他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期间白居易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琵琶行》，此诗借琵琶女身世慨叹自身遭遇。诗中有对自己多舛命运的伤感，也流露出他对自己失意人生的苦痛。中道左迁，天涯沦落，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对已贬通州司马的好友元稹寄诗云：“谁知千古险，为我二人设。”（《寄微之三首》其一）二人的诗篇唱酬已不再有当年裨补时阙作讽喻诗之勇。虽然也曾有过“愚计忽思飞短檄，狠心便欲请长缨”的激动，但转瞬即逝。“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后来就干脆发誓“世事从今不开口”（《重题》），因为“忧国朝廷自有贤”（《舟中晚起》）。越到后来，越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旧唐书》本传）。至此，儒家的“兼济”之志难以实现，讽喻诗再难奏效，诗人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宣泄口，这为他创作闲适诗找到了良好的契机。 　　四、空寂虚无的释道思想 　　在意识形态领域，唐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统治阶级的笃信，文人士大夫的崇尚以及社会下层的普遍接受，使得释道思想有了长足发展的空间。佛教与道教思想对晚年白居易的影响，是他闲适诗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他曾多次说自己是“外服儒风，内宗梵行”。他在三十岁就曾云：“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客路感秋寄明淮上人》），向禅师讨教解除烦恼之方。特别在丧母丧女之后，白诗中屡屡可见澄净心性的解脱语。晚年他总结自己人生经历之后得出自己奉行的人生哲学，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