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习语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docVIP

汉英习语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 　　摘?要：习语是语言的特殊形式，它的特殊性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译界学者提出了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的理论构架，研究汉英习语的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问题可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汉英习语；翻译；可译性；可译性限度 　　一、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的理论依据 　　“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奈达（Eugene A.Nida）关于翻译的表述强调译文除了要忠实于原文内容，还要忠实于原文的文体风格，以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与原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达到同等效果。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跨语言（cross-language）的转换活动。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以语音或字符为表达形式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交流活动；从功能讲，翻译是以语言为工具沟通不同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承认语际之间的翻译是可能和可行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承认可译性限度，即承认翻译困难和翻译局限性，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翻译中的所谓可译性，指的就是双语转换中的可译程度。从理论上说，语际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即“信息转换通道”（channel for message transferring）。正是这种信息转换通道的存在，提供了语际交换的可译性。刘宓庆[2]对可译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架构，提出了可译性的四点理论依据，即：认识所指的同一性及语义结构的同构原理（the principle of isomorph），思维形式的同一性，语法差异的规律性及语义系统的对应和文化的相互渗透性。可译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共性。人置身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尽管不同语言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是相同的，所以语言具有可译性。此外，语言的基本规律具有共性和普遍性。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受一定的语法规则限制，有自己的体裁，有不断吸收和创造新词汇来表达新生事物的能力，等等。罗曼·雅各布森[3]认为：“任何认知经验及其分类在任何存在的语言中都能表达。”也就是说，他认为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因此从语言本身而言，可译性也是存在的。 　　奈达根据语言交际功能提出：“如果译文读者对译文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一致，那么便可认为翻译是成功的。”这里他所提出的标准是“基本一致”，而不是完全一致。因为根据他“人们产生和理解语言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绝对一致”的理论，这种绝对一致的翻译是不存在的。这里的“基本一致”明确地指出了“可译性不是绝对的，在翻译中存在着可译性限度”。当语言各层次的“信息转换通道”（channel for message transferring）不存在或者不完全存在时，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产生了可译性限度。刘宓庆认为，可译性限度的理论依据在于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和语际转换中的障碍。语际转换中的障碍又包括语言文字结构障碍、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Expression Obstruction）、语义表述障碍（Semantic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而产生同构的相对性原因在于：第一，源出语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是源出语作者头脑“加工了”的世界，这种加工往往带有主观局限性；第二，译者对源出语的理解、对其蕴含意义的领悟以及对其风格的体会与源出语有误。可译性限度涉及语言文字的结构特征、语言的模糊性、思维表达方式惯用法的民族独特性、方法论的功能局限性和翻译的层次论。 　　二、汉英习语的可译性 　　从语言学观点来看，习语指的是某些词组，它们在语法结构和语义上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作为语言的特殊成分，习语主要来自人民的智慧和劳动生活，并且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经济生活、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状态密切相连。从国内名著《红楼梦》《水浒传》到西文的《圣经》，其中丰富多彩的习语言简意赅、形象生动，都表现了这一特征。在一个民族的母语中，习语运用的目的在于加强语言的形象性、通俗性及艺术性，翻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它时也要较好地表现习语的这一运用效果。 　　汉英两种语言中有些习语不但有相同的意义和隐义，而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象或比喻，我们可以采取直译或借用同义习语的借用法来翻译。如：汉语中的“纸老虎”直译成“paper tiger”，外国人不但能理解它的内在含义，而且意境传神，所以该词已经成为英语的正式词汇；而当习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相同时，我们可以采用借用法来翻译。如英语中的“Practice makes perfect”与汉语中的“熟能生巧”，“Example is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