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省别全志》对于清末民初济经史研究重要价值.docVIP

《支那省别全志》对于清末民初济经史研究重要价值 　　[摘 要]《支那省别全志》是东亚同文书院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的报告汇编。该志书共18卷，分别以当时中国的十八行省为述志客体。第13卷《浙江省》着重反映了1907-1916年间该省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中关于贸易输出、区域物产、日用品调查、商业及金融等方面的记载，为深化中外贸易史、区域经济史、民众经济生活史、商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关键词]《支那省别全志》；清末民初；济经史；价值 　　中国地方志起源早、类型齐全、数量众多。熊月之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宋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1]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在城市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显。[2] 　　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加强，国外官方或民间的团体及个人根据其在中国的行记或调查编撰了一些中国地方志，颇具史料价值，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撰的《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成为典型。近年来，该志虽已引起学界之关注，但史料价值尚未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1）因此，本文仅以《全志》第13卷《浙江省》（以下简称“《全志·浙江省》”）为例，说明它在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全志》成书背景及概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放程度日渐强加，对外考察蔚然成风，除访问欧美以求师法外，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实地凋查。官员、学者、浪人、商贾、军人竞相“禹域踏查”，范围遍及白山黑水、戈壁草原、大江南北，留下卷轶浩繁的纪行文字，包含着对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观察与评介等丰富的内容。（2） 　　《全志》的编纂者“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在东京成立。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华办学，5月，南京同文书院随即开办。后因义和团事起，该书院于1901年4月迁至上海，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它主要从日本招收学生，以实地了解中国的人情风俗、商业习惯，进而振兴中日贸易为宗旨。书院从1901年到1945年共招收了46期学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年会出版一本旅行记总述。1907年，日本外务省拨给同文书院“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3万日元。学校把此款分为三部分使用，其中一部分便用于中国内陆的调查旅行。凭此款，本年第5期的学生开始了对中国内陆的调查旅行。《全志》便是根据本期及以后几期学生在中国内陆的调查报告书整理、编纂出版而成，它是日本人最早撰写的中国地方志丛书。 　　《全志》的出版工作始于1916年，完成于1920年，它采取章节体的方式，以中国的十八行省为述志客体，分别为广东、广西、云南、山东、四川、甘肃（附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贵州、山西、直隶，共18卷。志书行文大多包含了总说、都会、市场贸易、交通运输、工业、矿业、农业、畜牧业、货币金融等项，突出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其中浙江卷共11编，资料主要源于1907-1916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第5、7、9、10、13、14期的学生调查。 　　二、《全志·浙江省》的史料价值 　　《全志·浙江省》囊括了清末民初1907-1916年间浙江省的社会状况，调查内容着重反映了该省的经济情况，成为经济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史料。 　　（一）贸易输出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加强，特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相继开放宁波、温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提高了浙江省的开放程度。由于通商时间及所处地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三个通商口岸城市在对外贸易输出额上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全志·浙江省》第3编《浙江省の贸易》调查数据显示1907-1916年间，宁波对外贸易额输出输入总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杭州次之，温州再次之。本编又对此三座城市在1896-1916年间的外贸易输入输出额分别进行了统计，突出了个体资料的详细性及差异性。又对1907-1916年间三城市港口的大小轮船、民船、汽船等入港数量及相应的吨位做了统计，它与第5编《交通运输及邮电》对浙江省船运业的综合调查勾勒了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 　　浙江是江南茶区的重要组成，本省产茶区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以南的绍兴，温州、宁波，台州、杭州、严州亦产之。所以，茶叶输出是浙江省对外贸易之一大宗。第6编《主要物产及商业惯习》第1章《农产》中第3节《浙江省の茶叶》对1905-1917年间杭州、宁波、温州的红茶、绿茶、茶沫及未烘茶叶的输出进行了统计，并将其与九江、澳门的茶叶输出进行比较。调查显示，1913-1916年间，中国的绿茶外销量甚大，主要输往新加坡、印度、土耳其、波斯、埃及、英国、德国、西班牙、日本、越南、爪哇等国及当时英属的香港、日属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