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视阈下两广疍歌研究.docVIP

语言人类学视阈下两广疍歌研究 　　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博厄斯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一书中认为，由于某一文化的语言是这一文化最突出的创造，因而语言是打开一个民族文化大门的钥匙，它对了解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②由于语言体现着每个使用它的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中需要表达和传递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语言人类学通过语言的研究来探寻人类群体特征及其文化过程，从语言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本质或特定人类群体的特征给予适当的解释，其方法论对于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民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广疍民是我国一个独特的、濒临消失的族群，现又称“水上居民”、“水上人”、“船民”等。由于谋生职业的缘故，他们自古便“随潮往来”，漂泊无定，是一个人口流动、迁徙极端频繁的社会阶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处于文化水平落后的状态，鲜少有史料对其音乐文化，尤其是民歌方面进行专门记载。因此，对两广疍歌进行语言人类学层面的探索对于解读该歌种的音乐特色与内涵极为必要。 　　一、语言思维与歌唱思维程式的定型 　　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从语言的特点观察人类的思维特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不同的语言是否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语言人类学一直致力研究的问题之一。而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梅里安姆提出“概念、行为、音声”的三重认知模式，强调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对音乐事项的“行为”和“音声”进行观察、记录及描述，进而分析、解释或理解行为和音声的深层动力——“思想”。③民歌是劳动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民歌研究中，歌唱思维作为一种概念性、观念化的行为，从语言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无疑是属于民歌“思想”层面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广西北海外沙疍民作为一个迁居历史较短的外来族群，在明朝开始，经过世代聚迁，逐渐从广东一带流寓聚居至此。在分散、多线路的迁徙过程中，由于时间、空间的变化和他族文化的闯入，其原有文化不断发生兼容和受到同化，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发展。目前，他们日常所操的语言已演变成由“粤语”、“廉州土语”和北方“官话”结合而成的“客话”，这种“客话”在语音、语调和表达方式上已与正统的“粤语”有较大差异。而其歌唱的疍歌作为一种艺术化的语言，在歌唱语言的内容、音调、速度、节律与表达习惯上均体现和延续了过去在粤地形成的种种“粤风”。当疍民演唱时，尤其是歌词已相对固定的歌曲，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一改日常发音的习惯，而沿用比较纯正地道的粤语腔调来发音吐字，如“橹”？眼lu？演唱成？眼lou？演；“女”？眼nui？演唱成？眼nθy？演等。其次，北海外沙疍民在即兴歌词编排时，也大多自觉依照粤语的表达习惯而往往与现今的日常表达颇有区别。如：表达“一点点”意思时，日常会说“一？眼jΛt？演啲啲？眼di？演”，而唱时则会唱成“啲？眼di？演吔？眼jε？演”等。由此可见，北海外沙疍民在歌唱时仍潜意识地保留有过去粤地的种种遗风，并已形成某种音乐思维定格，这都是由于该族群的语言从粤地移植而入并传承至今的历史淀积的结果，而且这种地域风格必将伴随这一歌种的延存世代相传、永难磨灭，成为族群渊源永久的“活见证”。 　　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思维无论就其过程而言，还是就其结果形式（思想）的表述而言，都离不开语言材料，如词的声音、意义、句子及其组织结构等，思维正是凭借这些语言材料才得以进行和体现。因此，语言和思维两者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二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总是纠结在一起，难以分离，语言的精密化、完善化过程也就是思维精密化、完善化的过程，语言促进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是思维直接的现实反映。 　　不同人群和个体的思维方式常因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而产生不同，但思维方式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一旦形成，往往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也称“思维惯性”。在民歌演唱中，由于民间歌手常常采用即兴创编的手法进行创作，其歌唱思维模式突出表现为即兴创作时的依字行腔和歌词即兴编填的思维方式上。 　　北海疍民对其本族群的歌种分类法也颇具特色，他们将本群体的民歌分为“叹”和“唱”两类，前者为吟唱风格，曲调往往比较固定，疍民多以“叹”代“言”，其歌手在即兴编填歌词时，歌词普遍采用音韵、句式均无固定格式的自由、灵活的“自由体”形式。唱词整体篇幅的长短、分句字数的多寡完全由演唱者感情表达的需要决定，可即兴随意对其进行增加或删减。语法和句式的安排遵照日常语言的自然表达习惯，与普通口语极其接近，既不刻意讲究辞藻的优美、华丽和修饰，更不追求句间押韵、平仄和对仗。充分体现了歌手在歌唱语言的思维组织模式上自由、直接、朴实的特点。以哭丧时唱的《唉调》为例： 　　阎王啊、地主啊、三启爷（鬼神的名称）啊，唉， 　　启爷啊，我先问门官， 　　启爷啊，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