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聆听中国56个民族民间音乐遗产》.docVIP

读《聆听中国56个民族民间音乐遗产》 　　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的英文版专著《聆听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音乐遗产》（Listening to China： The Music Heritage of Chinas 56 Nationalities）2012年5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时代和现实意义。首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具有当代学术意义和水准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书籍，它的出版弥补了海外学术界对中国民族音乐认识的不足。以往我们看到国外有关中国民族音乐的介绍和研究，多是由国外学者所著，如韦慈朋（Witzleben）的《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①，李海伦（Helen Rees）的《历史的回声：当代纳西音乐研究》②、《中国音乐家传记》③，施祥生（J.Stock）的《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④、《20世纪中国音乐的创造性：阿炳的音乐与意义》⑤等。这些著作无疑对海外读者了解中国音乐起到了参考的作用，国外学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不仅使这些研究带有一定的客观性，还能尝试以主位的观念来予以阐释。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英文专著像《聆听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音乐遗产》这样全面地介绍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本书的出版无疑为世界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补充。 　　其次，高厚永在序言中提到：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就是汉族民间音乐，但实际上中国民族音乐包含中国所有民族的传统音乐。甚至在当代众多英语文献中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介绍甚少，有的民族几乎没有涉及。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杜亚雄的这部专著弥补了英语文献中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缺失，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在多元音乐文化的今天，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着的中国传统音乐，其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假如不能提高保护意识，中国民族音乐将难以幸存。因此，本书的出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本书不仅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而且在论述方法及内容编排上均有显著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多层次性的编排 　　本书一改以往书籍对中国民族音乐按地域划分编排的特点，而采用按中国56个民族人口数量多少的排序（根据国家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内容的编排。如人口数量最多的汉族排在首位，依次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等。这样的编排较地域划分更具有直观性和层次感，由此我们想到人口数量可能决定音乐品种及数量的多寡，事实上大抵如此。如人口数量最多的汉族，其民间音乐不仅类型丰富而且数量庞大；藏族、维吾尔族的民间音乐亦是种类多、数量大。而人口数量不足十万的珞巴族，其音乐只有四种类型的民歌。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有些民族虽然人口数量较少，但音乐也很丰富。如京族，除了民歌、舞蹈以外，还有戏曲以及独一无二的乐器——独弦琴，总之，这样的编排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印象，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量化作用。 　　其实，在人口密度大小的基础上来排序分别介绍每个民族的音乐，这种编排方法与杜亚雄的专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⑥、《世界音乐地图》⑦相比较，体现了内容上的层次感。 　　本书作者并非不关心民族音乐的地域性关系，他在书的附录里面列出了每个省、自治区的民族区域分布情况。如在青海省，有玉树、海南等五个藏族自治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别有巴音郭楞蒙古、克孜勒苏柯尔克孜等几个自治州。这些民族区域是民族音乐的生存空间，像一幅幅地图，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可能传递给我们一种信息，即相同的民族在不同地域中生活，其音乐是否也存在着跨地域的传播呢？如四川、青海与西藏这三个地区的藏族传统音乐有无内在的关联，以及跨地域传播及辐射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编排方法在客观上为我们拓宽了思路。 　　二、书写音乐文化、关注音乐个体 　　我们知道，中国56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如何在这有限的篇幅里详细地介绍各个民族的传统音乐，确实是个难题。作者对每个民族从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到语言、宗教、生活生产方式，再到其传统音乐构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在论述中将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置于该民族整体的文化背景中予以考虑，注重以上事项的横向与纵向之间的关系，全面观照而不是忽略某一方面。如作者对藏族音乐首先从民族历史的构成与发展入手，介绍藏族在公元七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元代时归为蒙古族统治。随后结合历史因素解释民间、宗教、宫廷音乐三种不同类型传统音乐的构成及关系；将民歌中的鲁体、卓体和自由体，戏曲的四种类型以及宗教音乐，置于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与社会文化观念等背景下介绍，层次分明⑧；又如对分布四个省，方言支系复杂的彝族民族音乐的介绍，虽然比较概括，但却强调了重点。作者从歌词的语言入手，结合彝族人民的文化特征将其民歌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彝族语言演唱，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