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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教育当下语境与应对策略 　　摘 要： 中国当下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诚信缺失成为显著问题。为了有力应对这一现象，一方面我们应该构筑道德教育的系统工程，树立具有道德示范意义的榜样群体，以期从内在世界改变人们的诚信心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制度、法规建设，同时辅以舆论力量，以约束愈演愈烈的诚信缺失问题。 　　关键词： 诚信教育 道德教育 制度建设 　　一、诚信问题的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方针。具体而言，这一战略包括各自相异又相互联系的不同层次，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壮大文化产业，增强国家的文化实力。这些层次具有外在的特点，发展成效比较明显。然而只有将这一层面的文化实力跃升到“以文化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层面，才能从根本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恒久而强劲的动力，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全民福祉提供根本保障。当然价值观与道德建设绝非易事。虽然我国目前社会道德主流积极向上，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如我们普遍感受到的诚信缺失问题，从地沟油到瘦肉精，从三聚氰胺到毒大米，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件轮番上演，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容忍度。常言道：诚信是立人之本。为什么现在诚信竟然成为了一个问题呢？ 　　深入思考，很显然，种种事实正在警告我们：有人在不断地突破我们的道德底线，社会运行的成本日渐升高。事实上，近年来，政府在道德教育、道德建设方面不遗余力，但为什么虚假与欺诈仍有蔓延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那么，什么才是应对诚信缺失的良策呢？本文首先考察诚信问题的内涵。 　　二、诚信问题的内涵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说文解字》认为：“人言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综上，本文认为，“诚”诉诸内心的真诚、不欺诈、无虚妄；“信”强调言为心声、言行一致。由此观之，所谓诚信问题，其根源在于内心的不诚，其表现在于言之虚假或言行不一。 　　很显然，要破解诚信危机、重构诚信道德，可以从内在的心或者外在的言行两方面入手。改变“心”是较难的，“人心难测”、“知人知面不知心”等俗语都充分提醒了我们改变人心之难。但是，人心一旦得以改变，也是最有效、最持久的。 　　一般看来，言传身教包括改变“心”的两种途径。所谓言传，指通过说理的方式说服人们践履诚信。既然是说理，就需要直抵人心，从而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否则，人们根本不会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从小树立伟大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对最为基本的人性尊严、人生常识等却茫然无知；记诵了许多高深莫测的思想，但在社会现实中，却对最基本的生存正义无动于衷。教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催生着怀疑与虚无主义。”[1]这种现象启示我们道德教育必须立足当下实际、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才能实现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 　　三、诚信教育的本质 　　那么，当下诚信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认真观察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众多诚信问题背后是为了利益和金钱不择手段，进而疯狂践踏人们的道德底线。当人们发现老实者吃亏，而诚信缺失者却可以不断获益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后，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效仿、习得种种不良风气。当这种风气形成习惯、形成惯例，很多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必然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此，惯例所负载的价值观念还为这种行为方式之正当提供了辩护。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按此行事。”[2]对于这种普遍化的问题，改变是很困难的，这对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示。李泽厚提出两德分离，源于他对现实困境的洞察：“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斗争，社会行为中的无序混乱，内心世界的矛盾重重，思想理论的含糊杂乱，形成了今日所谓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的症候群。”李泽厚希望通过两德的区分，为中国现代化道德的建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社会性道德“主要指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行为活动中应遵循的自觉原则和标准”，“它所处理的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和道德特性，与现代法律、政治、经济直接攸关”。[3]与此不同，宗教性道德与人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相联系，“常常显示出人的崇高、尊严”。[4]李泽厚对于两德的论述启示我们道德教育有必要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甚至做进一步的区分。唯此，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人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走向共同繁荣；同时又为每个个体的独立空间和个性自由保留足够的空间。只有这两者达到了平衡，形成了恰当的张力，我们才能就道德底线达成共识，善的“社会公共秩序”才能形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见，在人们看来，圣贤的标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可以作为激励手段，但是推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