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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法性在减贫行动中建构及其风险研究 　　〔摘要〕“5?12”汶川大地震后，减贫实践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形成了“三角链”关系。政府在减贫行动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通过制度安排等措施，与市场博弈、与社会资本“合谋”，来建构其合法性。在后重建时期，政府在减贫实践中建构的合法性，经受着市场环境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风险以及干群信任风险。 　　〔关键词〕政府合法性；市场；社会资本；风险；北川县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102-05 　　北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是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县之一，全县受灾人数达15645人，失踪4402人。汶川地震后，县人民政府重新选址为永昌镇 ，辖6个镇17个乡。截至到2010年，全县总人口为236400人，其中农业人口186500人；行政村319个，全部为贫困村。2011年11月11至16日，我们在北川县扶贫局的帮助下，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北川县贫困村的恢复重建状况进行入村入户调研。本次调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一共抽取了永安镇、擂鼓镇、曲山镇、陈家坝、贯岭共5个乡镇的6个村子，在入村之后，每个村子随机抽取20户，进行问卷填答和访谈。文中所涉及的资料均来自于此次调研，关于县和村庄的一些基本资料来自于当地政府部门。 　　一、减贫行动中的“三角链” 　　减贫实践中的政府合法性问题与市场、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并形成“三角链”。 　　合法性问题与政治相伴而生，是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要素。韦伯认为合法性（legitimacy）是指对一种政治秩序或统治类型的信仰或服从，主要基于社会公众对权力的内在认同。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阿尔蒙德把合法性看作是一种体系文化，它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对政治体系的自觉遵守。〔2〕我国学者王浦劬指出：“政治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更重要的是来自根据有关价值体系所判定的、由社会成员给予积极地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可能性与正当性。”〔3〕从上述学者对合法性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合法性更多的是强调公民的认同和信仰。???本文中，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是指政府在实施政策或发布命令时，社会成员的认可及参与程度。 　　布尔迪厄1980年正式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领域，使之成为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列的基本资本形态之一。在对社会资本的解说上，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出发予以了不同界定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本文研究议题中主要是沿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4〕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能够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提高工作效率，在灾区恢复重建中，也能够提高村民应对风险的能力。 　　灾后贫困村的减贫工作不是政府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在建构其合法性时还受到了来自于市场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三者是一个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三角链”关系体，三者均衡有助于减贫效能的最大化。 　　图一的“三角链”关系体中，①代表着政府在减贫中的作为，政府在减贫中处于主导地位，负责重大政策的安排和实施，主要是通过合法性的建构发挥效能；②代表着市场在减贫中的自发调节作用，当市场风险减少时，才会起到良好的减贫效果；③代表了社会资本在减贫中的力量，当农户力量增强并对政府的认可度较高时，那么政府所发挥的减贫效能更大；④代表了市场的两个方面，一面是市场发挥正功能的作用，即市场的调节作用协助政府在减贫行动中的合法性建构，另一面是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起着负功能的作用；⑤代表着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政策性手段调控市场，从而达到良好的减贫功效，当然，这个过程也可能出现政府调控的延迟或失灵；⑥和⑦则指市场环境是如何影响到社会资本的，比如，当地震发生后，面临物资紧缺、原材料上涨等市场风险时，社会资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⑧和⑨指的是当政府的合法性机制发挥作用时，社会资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作为的，如果社会资本力量增强了，即农民信任和支持政府，那么会与政府的合法性机制共同发挥效能，反之，则起到阻碍作用。 　　概而言之，政府在减贫行动中的合法性建构，受到了市场风险的牵制，也受到了来自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可以发挥正功能，也可以发挥负功能。当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和政策安排达到调控有力时，控制了市场风险，并且得到了灾区民众的认可，那么在贫困村减贫中，必然能成功建构其合法性，从而起到良好的减贫效果。反之，当政府对市